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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一公

时间:2019-01-13 00:13 点击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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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位清华“大牛”科学家说:“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表面现象统治和笼罩的世界里。”对自己回清华后的第一年,他评价是:“还行。”他给自己打了80分


凤胎儿女的照片,还有一排颜色鲜艳的带拼音的故事书——这是给孩子们准备的。 5月下旬,他要去美国搬家,把整个家搬回北京,太太和孩子也回国。因此他无法参加本刊将在北京举办的活动。他妻子也是清华大学生物系的本科生、约翰-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,目前在美国强生公司工作。记者问:“那不是太可惜了?”他反问:“那你说怎么办?” “科学是高尚的,但科学家不一定就高尚” 这是个很认真的科学家,而对另外一些带“最”字的“限制性很强的问题”,他会觉得:“回答起来比较不可能。” 最满意的工作是什么?“那只能是我正在做的这个课题。” 问他:对你影响最大的书、电影是什么?沉吟良久,他字斟句酌地回答:“长期地说,没有。” 但他同样会字斟句酌地说出一句很文艺的话:“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表面现象统治和笼罩的世界里。”这句话不只是抱怨,他是认真的。他说:“咱们国家太看重外表。比如,只有在中国介绍学术人物的时候,先介绍其领导职务,然后是比如院士、获奖等等,最后才提及是某某教授。”他觉得,这样不好,“这个人会被神化,对青年人的影响尤其不好。” 他甚至说:“两人认识了之后,在平时的学术、生活交流中还称呼头衔,我觉得那是对一个人的讽刺和对科学文化的鄙视。学术人之间,互称‘老师’足矣。” 说到4月底刚刚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前辈师友蒲慕明(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神经生物学部主任),“从前我总是叫他‘蒲先生’,他坚持我们叫他老蒲就行了。” 传说中的大科学家都是谦虚、治学的圣人,对名利毫不关注。传说:“那些得诺贝尔奖的人,都是半夜被叫醒,然后觉得很意外。” 他批驳,“那不是真的。他们意外的是半夜的电话,而不是获奖。我还真不认识哪个诺奖获得者认为自己不该得。大家打破头地往里挤,一次次坐飞机去斯德哥尔摩游说诺奖委员会。如果得不了,心情郁闷,有时还会写很长的信抗议。” 他说:“科学是高尚的,但科学家不一定就高尚,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两个概念混淆、把科学家神化了。” 他会反问:“对名利的追求同样可以作为科学的动力,为什么一定要探索未知才是科学的动力呢?” 谈到自己“大牛施一公”的名声,他叹了口气,说:“看现在网上炒的、骂的,甚至支持的,其实了解我的并不多。” 他说:“我很希望大家知道我是个很正常的有理想、有追求,但也有私欲、有平常心的人,只是在过去的20年里,学术做得还可以。” 这一年一个人回到清华的这一年,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。早上8点多去实验室;吃饭,在食堂解决;想运动的时候,去操场跑几圈。住处离学校近,走路15分钟,骑车 5分钟。他还特意去旧车铺买了辆旧车代步。对回清华后的第一年,施一公自己的评价是:“还行。”他给自己打了80分。采访那天的下午5点,他要去练习长跑——这是很长时间以来,隔天一次的练习。跑步,不是慢跑几圈的那种,而是正经地换上背心、短裤。先慢跑两圈作为热身,然后拉伸、扩胸、压腿……一系列准备活动结束后,卡着秒表,一圈圈计时。最后分析:何时该加速,哪一段还有潜力……据说,是在为3天后的教工运动会作准备。“已经准备好几个月了。”一位从实验室被“忽悠”出来跑步的学生说。那天,因为扭了腰,成绩一般。回实验室的路上,他向记者解释:“不是为了比赛,主要是锻炼身体。” 数月前,清华新闻网上一篇介绍他的文章在结尾说,他要“去实践自己的理想: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”。施一公答《南方人物周刊》问 Q: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? A:对生活现状满意,对学术现状不满意。满意就坏了。 Q:对自己今天所达到的成就,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? A:自信。不是虚张的自信,是表现在所做事情上的自信。这种自信心在你碰到挫折时尤其有用。 Q: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,你怎么看?你理解他们吗? A:理解。为什么
特约撰稿 李珊珊 发自北京

不理解?我喜欢看历史片、读历史书。 Q: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不吐不快? A:年青人该做诚实的学问、做正直的人,不要急功近利。过分看重应用,其实扼杀了一部分人的创造力。我觉得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,应该有一个学术环境,让一些年轻人真正有创见地做一些工作。 Q:在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,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待? A:当然会有影响,在国外有破产的科研基金,但我认识的朋友……还没听说谁受冲击。另外,金融风暴对国内引进人才,更可能产生好的影响。 Q:你觉得当今年轻人最大的问题是? A:没有理想,缺乏精神支柱。 Q:你如何理解“青年领袖”一词?在世的人当中,你最钦佩的是谁? A:我觉得领袖应该不仅是自己取得了什么成就,而是可以影响一些人,引起大家共鸣的人。有些科学家比如爱因斯坦,我会佩服,但不会崇拜。当然,如果一定要找的话,可能是父亲。 Q:责任和个人自由,更看重哪个? A:我对责任可能看得更重一点。“无私奉献”这个词,我从来不要求自己这样,也不要求周围的人这样。对个人利益的追求,跟对这个国家、对社会的贡献,是可以放在一起的。没错,在中国,一个好的政治家对国家的影响大于科学家。但从长期、从更广泛的地域来看,真正好的科学家产生的影响,比政治家要持久得多,比如牛顿,比如爱因斯坦。 Q: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? A:这个要看情况。比如我每天早上8点钟起床,通过电话给身在美国的儿子和女儿讲个故事,那边刚好晚上8点。那时候,哄他们睡觉最重要。 Q:你觉得自己幸福吗?有没有不安?最大的担忧是什么? A:日子过得还行,很充实。不安?当然有。最大的担忧永远是力不从心。 施一公 1967年生, 1990年从清华大学赴美留学。1995年获得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。1998年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。2003年被聘为正教授,时年36岁,是该校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。2008年回国任教。 36岁,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;40岁,拿到终身讲席教授。在清华园,他被亲切地戏称为“大牛”。在放弃了海外名校的高薪和荣誉后,这位世界顶尖级科学家最终回母校效力

读郑州最好的中学;数学竞赛河南赛区第一名保送进清华;1989年,以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;1990年赴美留学。

不理解?我喜欢看历史片、读历史书。 Q: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不吐不快? A:年青人该做诚实的学问、做正直的人,不要急功近利。过分看重应用,其实扼杀了一部分人的创造力。我觉得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,应该有一个学术环境,让一些年轻人真正有创见地做一些工作。 Q:在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,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待? A:当然会有影响,在国外有破产的科研基金,但我认识的朋友……还没听说谁受冲击。另外,金融风暴对国内引进人才,更可能产生好的影响。 Q:你觉得当今年轻人最大的问题是? A:没有理想,缺乏精神支柱。 Q:你如何理解“青年领袖”一词?在世的人当中,你最钦佩的是谁? A:我觉得领袖应该不仅是自己取得了什么成就,而是可以影响一些人,引起大家共鸣的人。有些科学家比如爱因斯坦,我会佩服,但不会崇拜。当然,如果一定要找的话,可能是父亲。 Q:责任和个人自由,更看重哪个? A:我对责任可能看得更重一点。“无私奉献”这个词,我从来不要求自己这样,也不要求周围的人这样。对个人利益的追求,跟对这个国家、对社会的贡献,是可以放在一起的。没错,在中国,一个好的政治家对国家的影响大于科学家。但从长期、从更广泛的地域来看,真正好的科学家产生的影响,比政治家要持久得多,比如牛顿,比如爱因斯坦。 Q: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? A:这个要看情况。比如我每天早上8点钟起床,通过电话给身在美国的儿子和女儿讲个故事,那边刚好晚上8点。那时候,哄他们睡觉最重要。 Q:你觉得自己幸福吗?有没有不安?最大的担忧是什么? A:日子过得还行,很充实。不安?当然有。最大的担忧永远是力不从心。 施一公 1967年生, 1990年从清华大学赴美留学。1995年获得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。1998年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。2003年被聘为正教授,时年36岁,是该校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。2008年回国任教。 36岁,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;40岁,拿到终身讲席教授。在清华园,他被亲切地戏称为“大牛”。在放弃了海外名校的高薪和荣誉后,这位世界顶尖级科学家最终回母校效力
1995年获得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;1998年,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;然后,仅用3年时间就拿到了终身教职的铁饭碗;又过了两年,2003年,他被聘为正教授,36岁,是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。2007年,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;次年入选霍华德-休斯医学研究院(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)研究员。

凤胎儿女的照片,还有一排颜色鲜艳的带拼音的故事书——这是给孩子们准备的。 5月下旬,他要去美国搬家,把整个家搬回北京,太太和孩子也回国。因此他无法参加本刊将在北京举办的活动。他妻子也是清华大学生物系的本科生、约翰-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,目前在美国强生公司工作。记者问:“那不是太可惜了?”他反问:“那你说怎么办?” “科学是高尚的,但科学家不一定就高尚” 这是个很认真的科学家,而对另外一些带“最”字的“限制性很强的问题”,他会觉得:“回答起来比较不可能。” 最满意的工作是什么?“那只能是我正在做的这个课题。” 问他:对你影响最大的书、电影是什么?沉吟良久,他字斟句酌地回答:“长期地说,没有。” 但他同样会字斟句酌地说出一句很文艺的话:“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表面现象统治和笼罩的世界里。”这句话不只是抱怨,他是认真的。他说:“咱们国家太看重外表。比如,只有在中国介绍学术人物的时候,先介绍其领导职务,然后是比如院士、获奖等等,最后才提及是某某教授。”他觉得,这样不好,“这个人会被神化,对青年人的影响尤其不好。” 他甚至说:“两人认识了之后,在平时的学术、生活交流中还称呼头衔,我觉得那是对一个人的讽刺和对科学文化的鄙视。学术人之间,互称‘老师’足矣。” 说到4月底刚刚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前辈师友蒲慕明(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神经生物学部主任),“从前我总是叫他‘蒲先生’,他坚持我们叫他老蒲就行了。” 传说中的大科学家都是谦虚、治学的圣人,对名利毫不关注。传说:“那些得诺贝尔奖的人,都是半夜被叫醒,然后觉得很意外。” 他批驳,“那不是真的。他们意外的是半夜的电话,而不是获奖。我还真不认识哪个诺奖获得者认为自己不该得。大家打破头地往里挤,一次次坐飞机去斯德哥尔摩游说诺奖委员会。如果得不了,心情郁闷,有时还会写很长的信抗议。” 他说:“科学是高尚的,但科学家不一定就高尚,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两个概念混淆、把科学家神化了。” 他会反问:“对名利的追求同样可以作为科学的动力,为什么一定要探索未知才是科学的动力呢?” 谈到自己“大牛施一公”的名声,他叹了口气,说:“看现在网上炒的、骂的,甚至支持的,其实了解我的并不多。” 他说:“我很希望大家知道我是个很正常的有理想、有追求,但也有私欲、有平常心的人,只是在过去的20年里,学术做得还可以。” 这一年一个人回到清华的这一年,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。早上8点多去实验室;吃饭,在食堂解决;想运动的时候,去操场跑几圈。住处离学校近,走路15分钟,骑车 5分钟。他还特意去旧车铺买了辆旧车代步。对回清华后的第一年,施一公自己的评价是:“还行。”他给自己打了80分。采访那天的下午5点,他要去练习长跑——这是很长时间以来,隔天一次的练习。跑步,不是慢跑几圈的那种,而是正经地换上背心、短裤。先慢跑两圈作为热身,然后拉伸、扩胸、压腿……一系列准备活动结束后,卡着秒表,一圈圈计时。最后分析:何时该加速,哪一段还有潜力……据说,是在为3天后的教工运动会作准备。“已经准备好几个月了。”一位从实验室被“忽悠”出来跑步的学生说。那天,因为扭了腰,成绩一般。回实验室的路上,他向记者解释:“不是为了比赛,主要是锻炼身体。” 数月前,清华新闻网上一篇介绍他的文章在结尾说,他要“去实践自己的理想: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”。施一公答《南方人物周刊》问 Q: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? A:对生活现状满意,对学术现状不满意。满意就坏了。 Q:对自己今天所达到的成就,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? A:自信。不是虚张的自信,是表现在所做事情上的自信。这种自信心在你碰到挫折时尤其有用。 Q: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,你怎么看?你理解他们吗? A:理解。为什么2008年2月,施一公全职回到了清华,同时辞去普林斯顿的终身教职。BBS上,对这位海归教授的评价,通常是两个字:“大牛”。

研究领域:分子的凋亡与生长

1991年,霍普金斯大学的分子生物学老师讲课时说:“细胞凋亡领域已经开始发展了,其中有一系列生命科学的重大问题,你们应该关注一下。细胞生长已经被研究了许多年,但研究凋亡的人还很少。其实,凋亡与生长一样重要。”

施一公记得,那是自己第一次听说关于“细胞凋亡”的研究。

高等生物的一个显著特征,就是它们具有一定的寿命,这种特征延伸到每个机体的细胞,因而,每个细胞的增殖和分裂受到严格的调控。细胞凋亡,就是程序性的细胞死亡。在生物发育过程中,某些细胞必须死亡——紧缩,破碎成膜包围的小段,被周围的细胞吞噬、清除。高等真核生物都有一套特有的严格程序专门负责引导这些细胞自杀。

丧失了这种凋亡机制,普通细胞就变成了癌细胞。它们在不恰当的地方增长,无限制地增殖,这种“永生化”的细胞对整个个体来说是致命的。博士后时,导师是研究癌症的,主要在研究“癌症抑制因子”。缺少这个因子便很容易引发癌症。比如:p53基因,“平均每两个癌症患者中便有一人缺少正常的p53蛋白” 。

这位清华“大牛”科学家说:“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表面现象统治和笼罩的世界里。”对自己回清华后的第一年,他评价是:“还行。”他给自己打了80分 特约撰稿李珊珊 发自北京 读郑州最好的中学;数学竞赛河南赛区第一名保送进清华;1989年,以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;1990年赴美留学。 1995年获得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;1998年,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;然后,仅用3年时间就拿到了终身教职的铁饭碗;又过了两年,2003年,他被聘为正教授,36岁,是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。2007年,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;次年入选霍华德-休斯医学研究院(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)研究员。 2008年2月,施一公全职回到了清华,同时辞去普林斯顿的终身教职。BBS上,对这位海归教授的评价,通常是两个字:“大牛”。研究领域:分子的凋亡与生长 1991年,霍普金斯大学的分子生物学老师讲课时说:“细胞凋亡领域已经开始发展了,其中有一系列生命科学的重大问题,你们应该关注一下。细胞生长已经被研究了许多年,但研究凋亡的人还很少。其实,凋亡与生长一样重要。” 施一公记得,那是自己第一次听说关于“细胞凋亡”的研究。高等生物的一个显著特征,就是它们具有一定的寿命,这种特征延伸到每个机体的细胞,因而,每个细胞的增殖和分裂受到严格的调控。细胞凋亡,就是程序性的细胞死亡。在生物发育过程中,某些细胞必须死亡——紧缩,破碎成膜包围的小段,被周围的细胞吞噬、清除。高等真核生物都有一套特有的严格程序专门负责引导这些细胞自杀。丧失了这种凋亡机制,普通细胞就变成了癌细胞。它们在不恰当的地方增长,无限制地增殖,这种“永生化”的细胞对整个个体来说是致命的。博士后时,导师是研究癌症的,主要在研究“癌症抑制因子”。缺少这个因子便很容易引发癌症。比如:p53基因,“平均每两个癌症患者中便有一人缺少正常的p53蛋白” 。 1998年初,施一公在普林斯顿大学创建了自己独立的实验室,以结构生物学为手段,开始了对细胞凋亡机理的研究。2000年左右,施一公与王晓东实验室联手,对一种神秘的抑制“细胞凋亡抑制因子”的蛋白SMAC展开了研究。细胞凋亡抑制因子,在某种意义上即致癌因子,它们使细胞不能正常凋亡从而引起癌症。而SMAC则让这些致癌因子失效,让癌细胞“自杀”。施一公做了个手势:“负负得正”。最终,他们明白了SMAC是如何起作用的——SMAC蛋白的一段只含4个氨基酸的结构,嵌进了致癌因子蛋白表面上的某个位点,导致癌细胞恢复正常的凋亡功能。据介绍,针对他们当时发现的致癌因子的弱点,目前已有两家制药公司设计的靶点药物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。谈到自己的成果被拿来应用,施一公很高兴,但忘不了补充几句:“对做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人来说,如果每天一门心思去找那些跟癌症、生产新药——总之能拿专利、赚钱的东西去研究,我觉得有拔苗助长之嫌。因为很多科学发现,并不是你计划之后发现的,而是在充满兴趣的研究中,有意无意才发现的。而这些发现,常常对分子制药产生巨大影响。” 下午3点,阳光很好,用来遮光的窗帘拉下来一半,窗台上堆着几摞英文文献。施一公的办公室不大,一张办公桌,一条待客的沙发,两个书柜。办公室就坐落在实验室对门,可以随时很方便地“跟学生说话”。办公室斜对门的一个走廊凹处,有个紧急淋浴喷头,“供实验室人员遇到化学药品紧急事故时使用”。办公室墙面的白板上,用磁贴压着两张他与奥运火炬手金晶的合影,他解释说:“照片是2008年4月底清华大学运动会结束后拍的。她很了不起,我敬佩她!” 书柜里,最显眼的是一对龙1998年初,施一公在普林斯顿大学创建了自己独立的实验室,以结构生物学为手段,开始了对细胞凋亡机理的研究。2000年左右,施一公与王晓东实验室联手,对一种神秘的抑制“细胞凋亡抑制因子”的蛋白SMAC展开了研究。细胞凋亡抑制因子,在某种意义上即致癌因子,它们使细胞不能正常凋亡从而引起癌症。而SMAC则让这些致癌因子失效,让癌细胞“自杀”。施一公做了个手势:“负负得正”。

最终,他们明白了SMAC是如何起作用的——SMAC蛋白的一段只含4个氨基酸的结构,嵌进了致癌因子蛋白表面上的某个位点,导致癌细胞恢复正常的凋亡功能。据介绍,针对他们当时发现的致癌因子的弱点,目前已有两家制药公司设计的靶点药物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。

这位清华“大牛”科学家说:“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表面现象统治和笼罩的世界里。”对自己回清华后的第一年,他评价是:“还行。”他给自己打了80分 特约撰稿李珊珊 发自北京 读郑州最好的中学;数学竞赛河南赛区第一名保送进清华;1989年,以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;1990年赴美留学。 1995年获得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;1998年,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;然后,仅用3年时间就拿到了终身教职的铁饭碗;又过了两年,2003年,他被聘为正教授,36岁,是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。2007年,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;次年入选霍华德-休斯医学研究院(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)研究员。 2008年2月,施一公全职回到了清华,同时辞去普林斯顿的终身教职。BBS上,对这位海归教授的评价,通常是两个字:“大牛”。研究领域:分子的凋亡与生长 1991年,霍普金斯大学的分子生物学老师讲课时说:“细胞凋亡领域已经开始发展了,其中有一系列生命科学的重大问题,你们应该关注一下。细胞生长已经被研究了许多年,但研究凋亡的人还很少。其实,凋亡与生长一样重要。” 施一公记得,那是自己第一次听说关于“细胞凋亡”的研究。高等生物的一个显著特征,就是它们具有一定的寿命,这种特征延伸到每个机体的细胞,因而,每个细胞的增殖和分裂受到严格的调控。细胞凋亡,就是程序性的细胞死亡。在生物发育过程中,某些细胞必须死亡——紧缩,破碎成膜包围的小段,被周围的细胞吞噬、清除。高等真核生物都有一套特有的严格程序专门负责引导这些细胞自杀。丧失了这种凋亡机制,普通细胞就变成了癌细胞。它们在不恰当的地方增长,无限制地增殖,这种“永生化”的细胞对整个个体来说是致命的。博士后时,导师是研究癌症的,主要在研究“癌症抑制因子”。缺少这个因子便很容易引发癌症。比如:p53基因,“平均每两个癌症患者中便有一人缺少正常的p53蛋白” 。 1998年初,施一公在普林斯顿大学创建了自己独立的实验室,以结构生物学为手段,开始了对细胞凋亡机理的研究。2000年左右,施一公与王晓东实验室联手,对一种神秘的抑制“细胞凋亡抑制因子”的蛋白SMAC展开了研究。细胞凋亡抑制因子,在某种意义上即致癌因子,它们使细胞不能正常凋亡从而引起癌症。而SMAC则让这些致癌因子失效,让癌细胞“自杀”。施一公做了个手势:“负负得正”。最终,他们明白了SMAC是如何起作用的——SMAC蛋白的一段只含4个氨基酸的结构,嵌进了致癌因子蛋白表面上的某个位点,导致癌细胞恢复正常的凋亡功能。据介绍,针对他们当时发现的致癌因子的弱点,目前已有两家制药公司设计的靶点药物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。谈到自己的成果被拿来应用,施一公很高兴,但忘不了补充几句:“对做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人来说,如果每天一门心思去找那些跟癌症、生产新药——总之能拿专利、赚钱的东西去研究,我觉得有拔苗助长之嫌。因为很多科学发现,并不是你计划之后发现的,而是在充满兴趣的研究中,有意无意才发现的。而这些发现,常常对分子制药产生巨大影响。” 下午3点,阳光很好,用来遮光的窗帘拉下来一半,窗台上堆着几摞英文文献。施一公的办公室不大,一张办公桌,一条待客的沙发,两个书柜。办公室就坐落在实验室对门,可以随时很方便地“跟学生说话”。办公室斜对门的一个走廊凹处,有个紧急淋浴喷头,“供实验室人员遇到化学药品紧急事故时使用”。办公室墙面的白板上,用磁贴压着两张他与奥运火炬手金晶的合影,他解释说:“照片是2008年4月底清华大学运动会结束后拍的。她很了不起,我敬佩她!” 书柜里,最显眼的是一对龙
谈到自己的成果被拿来应用,施一公很高兴,但忘不了补充几句:“对做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人来说,如果每天一门心思去找那些跟癌症、生产新药——总之能拿专利、赚钱的东西去研究,我觉得有拔苗助长之嫌。因为很多科学发现,并不是你计划之后发现的,而是在充满兴趣的研究中,有意无意才发现的。而这些发现,常常对分子制药产生巨大影响。”

不理解?我喜欢看历史片、读历史书。 Q: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不吐不快? A:年青人该做诚实的学问、做正直的人,不要急功近利。过分看重应用,其实扼杀了一部分人的创造力。我觉得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,应该有一个学术环境,让一些年轻人真正有创见地做一些工作。 Q:在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,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待? A:当然会有影响,在国外有破产的科研基金,但我认识的朋友……还没听说谁受冲击。另外,金融风暴对国内引进人才,更可能产生好的影响。 Q:你觉得当今年轻人最大的问题是? A:没有理想,缺乏精神支柱。 Q:你如何理解“青年领袖”一词?在世的人当中,你最钦佩的是谁? A:我觉得领袖应该不仅是自己取得了什么成就,而是可以影响一些人,引起大家共鸣的人。有些科学家比如爱因斯坦,我会佩服,但不会崇拜。当然,如果一定要找的话,可能是父亲。 Q:责任和个人自由,更看重哪个? A:我对责任可能看得更重一点。“无私奉献”这个词,我从来不要求自己这样,也不要求周围的人这样。对个人利益的追求,跟对这个国家、对社会的贡献,是可以放在一起的。没错,在中国,一个好的政治家对国家的影响大于科学家。但从长期、从更广泛的地域来看,真正好的科学家产生的影响,比政治家要持久得多,比如牛顿,比如爱因斯坦。 Q: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? A:这个要看情况。比如我每天早上8点钟起床,通过电话给身在美国的儿子和女儿讲个故事,那边刚好晚上8点。那时候,哄他们睡觉最重要。 Q:你觉得自己幸福吗?有没有不安?最大的担忧是什么? A:日子过得还行,很充实。不安?当然有。最大的担忧永远是力不从心。 施一公 1967年生, 1990年从清华大学赴美留学。1995年获得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。1998年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。2003年被聘为正教授,时年36岁,是该校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。2008年回国任教。 36岁,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;40岁,拿到终身讲席教授。在清华园,他被亲切地戏称为“大牛”。在放弃了海外名校的高薪和荣誉后,这位世界顶尖级科学家最终回母校效力下午3点,阳光很好,用来遮光的窗帘拉下来一半,窗台上堆着几摞英文文献。

施一公的办公室不大,一张办公桌,一条待客的沙发,两个书柜。办公室就坐落在实验室对门,可以随时很方便地“跟学生说话”。

不理解?我喜欢看历史片、读历史书。 Q: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不吐不快? A:年青人该做诚实的学问、做正直的人,不要急功近利。过分看重应用,其实扼杀了一部分人的创造力。我觉得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,应该有一个学术环境,让一些年轻人真正有创见地做一些工作。 Q:在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,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待? A:当然会有影响,在国外有破产的科研基金,但我认识的朋友……还没听说谁受冲击。另外,金融风暴对国内引进人才,更可能产生好的影响。 Q:你觉得当今年轻人最大的问题是? A:没有理想,缺乏精神支柱。 Q:你如何理解“青年领袖”一词?在世的人当中,你最钦佩的是谁? A:我觉得领袖应该不仅是自己取得了什么成就,而是可以影响一些人,引起大家共鸣的人。有些科学家比如爱因斯坦,我会佩服,但不会崇拜。当然,如果一定要找的话,可能是父亲。 Q:责任和个人自由,更看重哪个? A:我对责任可能看得更重一点。“无私奉献”这个词,我从来不要求自己这样,也不要求周围的人这样。对个人利益的追求,跟对这个国家、对社会的贡献,是可以放在一起的。没错,在中国,一个好的政治家对国家的影响大于科学家。但从长期、从更广泛的地域来看,真正好的科学家产生的影响,比政治家要持久得多,比如牛顿,比如爱因斯坦。 Q: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? A:这个要看情况。比如我每天早上8点钟起床,通过电话给身在美国的儿子和女儿讲个故事,那边刚好晚上8点。那时候,哄他们睡觉最重要。 Q:你觉得自己幸福吗?有没有不安?最大的担忧是什么? A:日子过得还行,很充实。不安?当然有。最大的担忧永远是力不从心。 施一公 1967年生, 1990年从清华大学赴美留学。1995年获得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。1998年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。2003年被聘为正教授,时年36岁,是该校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。2008年回国任教。 36岁,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;40岁,拿到终身讲席教授。在清华园,他被亲切地戏称为“大牛”。在放弃了海外名校的高薪和荣誉后,这位世界顶尖级科学家最终回母校效力
办公室斜对门的一个走廊凹处,有个紧急淋浴喷头,“供实验室人员遇到化学药品紧急事故时使用”。

凤胎儿女的照片,还有一排颜色鲜艳的带拼音的故事书——这是给孩子们准备的。 5月下旬,他要去美国搬家,把整个家搬回北京,太太和孩子也回国。因此他无法参加本刊将在北京举办的活动。他妻子也是清华大学生物系的本科生、约翰-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,目前在美国强生公司工作。记者问:“那不是太可惜了?”他反问:“那你说怎么办?” “科学是高尚的,但科学家不一定就高尚” 这是个很认真的科学家,而对另外一些带“最”字的“限制性很强的问题”,他会觉得:“回答起来比较不可能。” 最满意的工作是什么?“那只能是我正在做的这个课题。” 问他:对你影响最大的书、电影是什么?沉吟良久,他字斟句酌地回答:“长期地说,没有。” 但他同样会字斟句酌地说出一句很文艺的话:“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表面现象统治和笼罩的世界里。”这句话不只是抱怨,他是认真的。他说:“咱们国家太看重外表。比如,只有在中国介绍学术人物的时候,先介绍其领导职务,然后是比如院士、获奖等等,最后才提及是某某教授。”他觉得,这样不好,“这个人会被神化,对青年人的影响尤其不好。” 他甚至说:“两人认识了之后,在平时的学术、生活交流中还称呼头衔,我觉得那是对一个人的讽刺和对科学文化的鄙视。学术人之间,互称‘老师’足矣。” 说到4月底刚刚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前辈师友蒲慕明(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神经生物学部主任),“从前我总是叫他‘蒲先生’,他坚持我们叫他老蒲就行了。” 传说中的大科学家都是谦虚、治学的圣人,对名利毫不关注。传说:“那些得诺贝尔奖的人,都是半夜被叫醒,然后觉得很意外。” 他批驳,“那不是真的。他们意外的是半夜的电话,而不是获奖。我还真不认识哪个诺奖获得者认为自己不该得。大家打破头地往里挤,一次次坐飞机去斯德哥尔摩游说诺奖委员会。如果得不了,心情郁闷,有时还会写很长的信抗议。” 他说:“科学是高尚的,但科学家不一定就高尚,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两个概念混淆、把科学家神化了。” 他会反问:“对名利的追求同样可以作为科学的动力,为什么一定要探索未知才是科学的动力呢?” 谈到自己“大牛施一公”的名声,他叹了口气,说:“看现在网上炒的、骂的,甚至支持的,其实了解我的并不多。” 他说:“我很希望大家知道我是个很正常的有理想、有追求,但也有私欲、有平常心的人,只是在过去的20年里,学术做得还可以。” 这一年一个人回到清华的这一年,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。早上8点多去实验室;吃饭,在食堂解决;想运动的时候,去操场跑几圈。住处离学校近,走路15分钟,骑车 5分钟。他还特意去旧车铺买了辆旧车代步。对回清华后的第一年,施一公自己的评价是:“还行。”他给自己打了80分。采访那天的下午5点,他要去练习长跑——这是很长时间以来,隔天一次的练习。跑步,不是慢跑几圈的那种,而是正经地换上背心、短裤。先慢跑两圈作为热身,然后拉伸、扩胸、压腿……一系列准备活动结束后,卡着秒表,一圈圈计时。最后分析:何时该加速,哪一段还有潜力……据说,是在为3天后的教工运动会作准备。“已经准备好几个月了。”一位从实验室被“忽悠”出来跑步的学生说。那天,因为扭了腰,成绩一般。回实验室的路上,他向记者解释:“不是为了比赛,主要是锻炼身体。” 数月前,清华新闻网上一篇介绍他的文章在结尾说,他要“去实践自己的理想: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”。施一公答《南方人物周刊》问 Q: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? A:对生活现状满意,对学术现状不满意。满意就坏了。 Q:对自己今天所达到的成就,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? A:自信。不是虚张的自信,是表现在所做事情上的自信。这种自信心在你碰到挫折时尤其有用。 Q: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,你怎么看?你理解他们吗? A:理解。为什么办公室墙面的白板上,用磁贴压着两张他与奥运火炬手金晶的合影,他解释说:“照片是2008年4月底清华大学运动会结束后拍的。她很了不起,我敬佩她!”

书柜里,最显眼的是一对龙凤胎儿女的照片,还有一排颜色鲜艳的带拼音的故事书——这是给孩子们准备的。

不理解?我喜欢看历史片、读历史书。 Q: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不吐不快? A:年青人该做诚实的学问、做正直的人,不要急功近利。过分看重应用,其实扼杀了一部分人的创造力。我觉得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,应该有一个学术环境,让一些年轻人真正有创见地做一些工作。 Q:在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,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待? A:当然会有影响,在国外有破产的科研基金,但我认识的朋友……还没听说谁受冲击。另外,金融风暴对国内引进人才,更可能产生好的影响。 Q:你觉得当今年轻人最大的问题是? A:没有理想,缺乏精神支柱。 Q:你如何理解“青年领袖”一词?在世的人当中,你最钦佩的是谁? A:我觉得领袖应该不仅是自己取得了什么成就,而是可以影响一些人,引起大家共鸣的人。有些科学家比如爱因斯坦,我会佩服,但不会崇拜。当然,如果一定要找的话,可能是父亲。 Q:责任和个人自由,更看重哪个? A:我对责任可能看得更重一点。“无私奉献”这个词,我从来不要求自己这样,也不要求周围的人这样。对个人利益的追求,跟对这个国家、对社会的贡献,是可以放在一起的。没错,在中国,一个好的政治家对国家的影响大于科学家。但从长期、从更广泛的地域来看,真正好的科学家产生的影响,比政治家要持久得多,比如牛顿,比如爱因斯坦。 Q: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? A:这个要看情况。比如我每天早上8点钟起床,通过电话给身在美国的儿子和女儿讲个故事,那边刚好晚上8点。那时候,哄他们睡觉最重要。 Q:你觉得自己幸福吗?有没有不安?最大的担忧是什么? A:日子过得还行,很充实。不安?当然有。最大的担忧永远是力不从心。 施一公 1967年生, 1990年从清华大学赴美留学。1995年获得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。1998年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。2003年被聘为正教授,时年36岁,是该校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。2008年回国任教。 36岁,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;40岁,拿到终身讲席教授。在清华园,他被亲切地戏称为“大牛”。在放弃了海外名校的高薪和荣誉后,这位世界顶尖级科学家最终回母校效力
5月下旬,他要去美国搬家,把整个家搬回北京,太太和孩子也回国。因此他无法参加本刊将在北京举办的活动。他妻子也是清华大学生物系的本科生、约翰-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,目前在美国强生公司工作。记者问:“那不是太可惜了?”他反问:“那你说怎么办?”

凤胎儿女的照片,还有一排颜色鲜艳的带拼音的故事书——这是给孩子们准备的。 5月下旬,他要去美国搬家,把整个家搬回北京,太太和孩子也回国。因此他无法参加本刊将在北京举办的活动。他妻子也是清华大学生物系的本科生、约翰-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,目前在美国强生公司工作。记者问:“那不是太可惜了?”他反问:“那你说怎么办?” “科学是高尚的,但科学家不一定就高尚” 这是个很认真的科学家,而对另外一些带“最”字的“限制性很强的问题”,他会觉得:“回答起来比较不可能。” 最满意的工作是什么?“那只能是我正在做的这个课题。” 问他:对你影响最大的书、电影是什么?沉吟良久,他字斟句酌地回答:“长期地说,没有。” 但他同样会字斟句酌地说出一句很文艺的话:“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表面现象统治和笼罩的世界里。”这句话不只是抱怨,他是认真的。他说:“咱们国家太看重外表。比如,只有在中国介绍学术人物的时候,先介绍其领导职务,然后是比如院士、获奖等等,最后才提及是某某教授。”他觉得,这样不好,“这个人会被神化,对青年人的影响尤其不好。” 他甚至说:“两人认识了之后,在平时的学术、生活交流中还称呼头衔,我觉得那是对一个人的讽刺和对科学文化的鄙视。学术人之间,互称‘老师’足矣。” 说到4月底刚刚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前辈师友蒲慕明(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神经生物学部主任),“从前我总是叫他‘蒲先生’,他坚持我们叫他老蒲就行了。” 传说中的大科学家都是谦虚、治学的圣人,对名利毫不关注。传说:“那些得诺贝尔奖的人,都是半夜被叫醒,然后觉得很意外。” 他批驳,“那不是真的。他们意外的是半夜的电话,而不是获奖。我还真不认识哪个诺奖获得者认为自己不该得。大家打破头地往里挤,一次次坐飞机去斯德哥尔摩游说诺奖委员会。如果得不了,心情郁闷,有时还会写很长的信抗议。” 他说:“科学是高尚的,但科学家不一定就高尚,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两个概念混淆、把科学家神化了。” 他会反问:“对名利的追求同样可以作为科学的动力,为什么一定要探索未知才是科学的动力呢?” 谈到自己“大牛施一公”的名声,他叹了口气,说:“看现在网上炒的、骂的,甚至支持的,其实了解我的并不多。” 他说:“我很希望大家知道我是个很正常的有理想、有追求,但也有私欲、有平常心的人,只是在过去的20年里,学术做得还可以。” 这一年一个人回到清华的这一年,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。早上8点多去实验室;吃饭,在食堂解决;想运动的时候,去操场跑几圈。住处离学校近,走路15分钟,骑车 5分钟。他还特意去旧车铺买了辆旧车代步。对回清华后的第一年,施一公自己的评价是:“还行。”他给自己打了80分。采访那天的下午5点,他要去练习长跑——这是很长时间以来,隔天一次的练习。跑步,不是慢跑几圈的那种,而是正经地换上背心、短裤。先慢跑两圈作为热身,然后拉伸、扩胸、压腿……一系列准备活动结束后,卡着秒表,一圈圈计时。最后分析:何时该加速,哪一段还有潜力……据说,是在为3天后的教工运动会作准备。“已经准备好几个月了。”一位从实验室被“忽悠”出来跑步的学生说。那天,因为扭了腰,成绩一般。回实验室的路上,他向记者解释:“不是为了比赛,主要是锻炼身体。” 数月前,清华新闻网上一篇介绍他的文章在结尾说,他要“去实践自己的理想: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”。施一公答《南方人物周刊》问 Q: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? A:对生活现状满意,对学术现状不满意。满意就坏了。 Q:对自己今天所达到的成就,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? A:自信。不是虚张的自信,是表现在所做事情上的自信。这种自信心在你碰到挫折时尤其有用。 Q: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,你怎么看?你理解他们吗? A:理解。为什么“科学是高尚的,但科学家不一定就高尚”

这是个很认真的科学家,而对另外一些带“最”字的“限制性很强的问题”,他会觉得:“回答起来比较不可能。”

最满意的工作是什么?“那只能是我正在做的这个课题。”

凤胎儿女的照片,还有一排颜色鲜艳的带拼音的故事书——这是给孩子们准备的。 5月下旬,他要去美国搬家,把整个家搬回北京,太太和孩子也回国。因此他无法参加本刊将在北京举办的活动。他妻子也是清华大学生物系的本科生、约翰-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,目前在美国强生公司工作。记者问:“那不是太可惜了?”他反问:“那你说怎么办?” “科学是高尚的,但科学家不一定就高尚” 这是个很认真的科学家,而对另外一些带“最”字的“限制性很强的问题”,他会觉得:“回答起来比较不可能。” 最满意的工作是什么?“那只能是我正在做的这个课题。” 问他:对你影响最大的书、电影是什么?沉吟良久,他字斟句酌地回答:“长期地说,没有。” 但他同样会字斟句酌地说出一句很文艺的话:“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表面现象统治和笼罩的世界里。”这句话不只是抱怨,他是认真的。他说:“咱们国家太看重外表。比如,只有在中国介绍学术人物的时候,先介绍其领导职务,然后是比如院士、获奖等等,最后才提及是某某教授。”他觉得,这样不好,“这个人会被神化,对青年人的影响尤其不好。” 他甚至说:“两人认识了之后,在平时的学术、生活交流中还称呼头衔,我觉得那是对一个人的讽刺和对科学文化的鄙视。学术人之间,互称‘老师’足矣。” 说到4月底刚刚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前辈师友蒲慕明(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神经生物学部主任),“从前我总是叫他‘蒲先生’,他坚持我们叫他老蒲就行了。” 传说中的大科学家都是谦虚、治学的圣人,对名利毫不关注。传说:“那些得诺贝尔奖的人,都是半夜被叫醒,然后觉得很意外。” 他批驳,“那不是真的。他们意外的是半夜的电话,而不是获奖。我还真不认识哪个诺奖获得者认为自己不该得。大家打破头地往里挤,一次次坐飞机去斯德哥尔摩游说诺奖委员会。如果得不了,心情郁闷,有时还会写很长的信抗议。” 他说:“科学是高尚的,但科学家不一定就高尚,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两个概念混淆、把科学家神化了。” 他会反问:“对名利的追求同样可以作为科学的动力,为什么一定要探索未知才是科学的动力呢?” 谈到自己“大牛施一公”的名声,他叹了口气,说:“看现在网上炒的、骂的,甚至支持的,其实了解我的并不多。” 他说:“我很希望大家知道我是个很正常的有理想、有追求,但也有私欲、有平常心的人,只是在过去的20年里,学术做得还可以。” 这一年一个人回到清华的这一年,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。早上8点多去实验室;吃饭,在食堂解决;想运动的时候,去操场跑几圈。住处离学校近,走路15分钟,骑车 5分钟。他还特意去旧车铺买了辆旧车代步。对回清华后的第一年,施一公自己的评价是:“还行。”他给自己打了80分。采访那天的下午5点,他要去练习长跑——这是很长时间以来,隔天一次的练习。跑步,不是慢跑几圈的那种,而是正经地换上背心、短裤。先慢跑两圈作为热身,然后拉伸、扩胸、压腿……一系列准备活动结束后,卡着秒表,一圈圈计时。最后分析:何时该加速,哪一段还有潜力……据说,是在为3天后的教工运动会作准备。“已经准备好几个月了。”一位从实验室被“忽悠”出来跑步的学生说。那天,因为扭了腰,成绩一般。回实验室的路上,他向记者解释:“不是为了比赛,主要是锻炼身体。” 数月前,清华新闻网上一篇介绍他的文章在结尾说,他要“去实践自己的理想: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”。施一公答《南方人物周刊》问 Q: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? A:对生活现状满意,对学术现状不满意。满意就坏了。 Q:对自己今天所达到的成就,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? A:自信。不是虚张的自信,是表现在所做事情上的自信。这种自信心在你碰到挫折时尤其有用。 Q: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,你怎么看?你理解他们吗? A:理解。为什么问他:对你影响最大的书、电影是什么?沉吟良久,他字斟句酌地回答:“长期地说,没有。”

但他同样会字斟句酌地说出一句很文艺的话:“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表面现象统治和笼罩的世界里。”这句话不只是抱怨,他是认真的。

他说:“咱们国家太看重外表。比如,只有在中国介绍学术人物的时候,先介绍其领导职务,然后是比如院士、获奖等等,最后才提及是某某教授。”他觉得,这样不好,“这个人会被神化,对青年人的影响尤其不好。”

他甚至说:“两人认识了之后,在平时的学术、生活交流中还称呼头衔,我觉得那是对一个人的讽刺和对科学文化的鄙视。学术人之间,互称‘老师’足矣。”

说到4月底刚刚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前辈师友蒲慕明(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神经生物学部主任),“从前我总是叫他‘蒲先生’,他坚持我们叫他老蒲就行了。”

传说中的大科学家都是谦虚、治学的圣人,对名利毫不关注。传说:“那些得诺贝尔奖的人,都是半夜被叫醒,然后觉得很意外。”

凤胎儿女的照片,还有一排颜色鲜艳的带拼音的故事书——这是给孩子们准备的。 5月下旬,他要去美国搬家,把整个家搬回北京,太太和孩子也回国。因此他无法参加本刊将在北京举办的活动。他妻子也是清华大学生物系的本科生、约翰-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,目前在美国强生公司工作。记者问:“那不是太可惜了?”他反问:“那你说怎么办?” “科学是高尚的,但科学家不一定就高尚” 这是个很认真的科学家,而对另外一些带“最”字的“限制性很强的问题”,他会觉得:“回答起来比较不可能。” 最满意的工作是什么?“那只能是我正在做的这个课题。” 问他:对你影响最大的书、电影是什么?沉吟良久,他字斟句酌地回答:“长期地说,没有。” 但他同样会字斟句酌地说出一句很文艺的话:“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表面现象统治和笼罩的世界里。”这句话不只是抱怨,他是认真的。他说:“咱们国家太看重外表。比如,只有在中国介绍学术人物的时候,先介绍其领导职务,然后是比如院士、获奖等等,最后才提及是某某教授。”他觉得,这样不好,“这个人会被神化,对青年人的影响尤其不好。” 他甚至说:“两人认识了之后,在平时的学术、生活交流中还称呼头衔,我觉得那是对一个人的讽刺和对科学文化的鄙视。学术人之间,互称‘老师’足矣。” 说到4月底刚刚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前辈师友蒲慕明(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神经生物学部主任),“从前我总是叫他‘蒲先生’,他坚持我们叫他老蒲就行了。” 传说中的大科学家都是谦虚、治学的圣人,对名利毫不关注。传说:“那些得诺贝尔奖的人,都是半夜被叫醒,然后觉得很意外。” 他批驳,“那不是真的。他们意外的是半夜的电话,而不是获奖。我还真不认识哪个诺奖获得者认为自己不该得。大家打破头地往里挤,一次次坐飞机去斯德哥尔摩游说诺奖委员会。如果得不了,心情郁闷,有时还会写很长的信抗议。” 他说:“科学是高尚的,但科学家不一定就高尚,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两个概念混淆、把科学家神化了。” 他会反问:“对名利的追求同样可以作为科学的动力,为什么一定要探索未知才是科学的动力呢?” 谈到自己“大牛施一公”的名声,他叹了口气,说:“看现在网上炒的、骂的,甚至支持的,其实了解我的并不多。” 他说:“我很希望大家知道我是个很正常的有理想、有追求,但也有私欲、有平常心的人,只是在过去的20年里,学术做得还可以。” 这一年一个人回到清华的这一年,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。早上8点多去实验室;吃饭,在食堂解决;想运动的时候,去操场跑几圈。住处离学校近,走路15分钟,骑车 5分钟。他还特意去旧车铺买了辆旧车代步。对回清华后的第一年,施一公自己的评价是:“还行。”他给自己打了80分。采访那天的下午5点,他要去练习长跑——这是很长时间以来,隔天一次的练习。跑步,不是慢跑几圈的那种,而是正经地换上背心、短裤。先慢跑两圈作为热身,然后拉伸、扩胸、压腿……一系列准备活动结束后,卡着秒表,一圈圈计时。最后分析:何时该加速,哪一段还有潜力……据说,是在为3天后的教工运动会作准备。“已经准备好几个月了。”一位从实验室被“忽悠”出来跑步的学生说。那天,因为扭了腰,成绩一般。回实验室的路上,他向记者解释:“不是为了比赛,主要是锻炼身体。” 数月前,清华新闻网上一篇介绍他的文章在结尾说,他要“去实践自己的理想: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”。施一公答《南方人物周刊》问 Q: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? A:对生活现状满意,对学术现状不满意。满意就坏了。 Q:对自己今天所达到的成就,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? A:自信。不是虚张的自信,是表现在所做事情上的自信。这种自信心在你碰到挫折时尤其有用。 Q: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,你怎么看?你理解他们吗? A:理解。为什么他批驳,“那不是真的。他们意外的是半夜的电话,而不是获奖。我还真不认识哪个诺奖获得者认为自己不该得。大家打破头地往里挤,一次次坐飞机去斯德哥尔摩游说诺奖委员会。如果得不了,心情郁闷,有时还会写很长的信抗议。”

他说:“科学是高尚的,但科学家不一定就高尚,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两个概念混淆、把科学家神化了。”

他会反问:“对名利的追求同样可以作为科学的动力,为什么一定要探索未知才是科学的动力呢?”

谈到自己“大牛施一公”的名声,他叹了口气,说:“看现在网上炒的、骂的,甚至支持的,其实了解我的并不多。”

他说:“我很希望大家知道我是个很正常的有理想、有追求,但也有私欲、有平常心的人,只是在过去的20年里,学术做得还可以。”

不理解?我喜欢看历史片、读历史书。 Q: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不吐不快? A:年青人该做诚实的学问、做正直的人,不要急功近利。过分看重应用,其实扼杀了一部分人的创造力。我觉得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,应该有一个学术环境,让一些年轻人真正有创见地做一些工作。 Q:在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,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待? A:当然会有影响,在国外有破产的科研基金,但我认识的朋友……还没听说谁受冲击。另外,金融风暴对国内引进人才,更可能产生好的影响。 Q:你觉得当今年轻人最大的问题是? A:没有理想,缺乏精神支柱。 Q:你如何理解“青年领袖”一词?在世的人当中,你最钦佩的是谁? A:我觉得领袖应该不仅是自己取得了什么成就,而是可以影响一些人,引起大家共鸣的人。有些科学家比如爱因斯坦,我会佩服,但不会崇拜。当然,如果一定要找的话,可能是父亲。 Q:责任和个人自由,更看重哪个? A:我对责任可能看得更重一点。“无私奉献”这个词,我从来不要求自己这样,也不要求周围的人这样。对个人利益的追求,跟对这个国家、对社会的贡献,是可以放在一起的。没错,在中国,一个好的政治家对国家的影响大于科学家。但从长期、从更广泛的地域来看,真正好的科学家产生的影响,比政治家要持久得多,比如牛顿,比如爱因斯坦。 Q: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? A:这个要看情况。比如我每天早上8点钟起床,通过电话给身在美国的儿子和女儿讲个故事,那边刚好晚上8点。那时候,哄他们睡觉最重要。 Q:你觉得自己幸福吗?有没有不安?最大的担忧是什么? A:日子过得还行,很充实。不安?当然有。最大的担忧永远是力不从心。 施一公 1967年生, 1990年从清华大学赴美留学。1995年获得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。1998年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。2003年被聘为正教授,时年36岁,是该校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。2008年回国任教。 36岁,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;40岁,拿到终身讲席教授。在清华园,他被亲切地戏称为“大牛”。在放弃了海外名校的高薪和荣誉后,这位世界顶尖级科学家最终回母校效力
这一年

凤胎儿女的照片,还有一排颜色鲜艳的带拼音的故事书——这是给孩子们准备的。 5月下旬,他要去美国搬家,把整个家搬回北京,太太和孩子也回国。因此他无法参加本刊将在北京举办的活动。他妻子也是清华大学生物系的本科生、约翰-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,目前在美国强生公司工作。记者问:“那不是太可惜了?”他反问:“那你说怎么办?” “科学是高尚的,但科学家不一定就高尚” 这是个很认真的科学家,而对另外一些带“最”字的“限制性很强的问题”,他会觉得:“回答起来比较不可能。” 最满意的工作是什么?“那只能是我正在做的这个课题。” 问他:对你影响最大的书、电影是什么?沉吟良久,他字斟句酌地回答:“长期地说,没有。” 但他同样会字斟句酌地说出一句很文艺的话:“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表面现象统治和笼罩的世界里。”这句话不只是抱怨,他是认真的。他说:“咱们国家太看重外表。比如,只有在中国介绍学术人物的时候,先介绍其领导职务,然后是比如院士、获奖等等,最后才提及是某某教授。”他觉得,这样不好,“这个人会被神化,对青年人的影响尤其不好。” 他甚至说:“两人认识了之后,在平时的学术、生活交流中还称呼头衔,我觉得那是对一个人的讽刺和对科学文化的鄙视。学术人之间,互称‘老师’足矣。” 说到4月底刚刚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前辈师友蒲慕明(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神经生物学部主任),“从前我总是叫他‘蒲先生’,他坚持我们叫他老蒲就行了。” 传说中的大科学家都是谦虚、治学的圣人,对名利毫不关注。传说:“那些得诺贝尔奖的人,都是半夜被叫醒,然后觉得很意外。” 他批驳,“那不是真的。他们意外的是半夜的电话,而不是获奖。我还真不认识哪个诺奖获得者认为自己不该得。大家打破头地往里挤,一次次坐飞机去斯德哥尔摩游说诺奖委员会。如果得不了,心情郁闷,有时还会写很长的信抗议。” 他说:“科学是高尚的,但科学家不一定就高尚,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两个概念混淆、把科学家神化了。” 他会反问:“对名利的追求同样可以作为科学的动力,为什么一定要探索未知才是科学的动力呢?” 谈到自己“大牛施一公”的名声,他叹了口气,说:“看现在网上炒的、骂的,甚至支持的,其实了解我的并不多。” 他说:“我很希望大家知道我是个很正常的有理想、有追求,但也有私欲、有平常心的人,只是在过去的20年里,学术做得还可以。” 这一年一个人回到清华的这一年,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。早上8点多去实验室;吃饭,在食堂解决;想运动的时候,去操场跑几圈。住处离学校近,走路15分钟,骑车 5分钟。他还特意去旧车铺买了辆旧车代步。对回清华后的第一年,施一公自己的评价是:“还行。”他给自己打了80分。采访那天的下午5点,他要去练习长跑——这是很长时间以来,隔天一次的练习。跑步,不是慢跑几圈的那种,而是正经地换上背心、短裤。先慢跑两圈作为热身,然后拉伸、扩胸、压腿……一系列准备活动结束后,卡着秒表,一圈圈计时。最后分析:何时该加速,哪一段还有潜力……据说,是在为3天后的教工运动会作准备。“已经准备好几个月了。”一位从实验室被“忽悠”出来跑步的学生说。那天,因为扭了腰,成绩一般。回实验室的路上,他向记者解释:“不是为了比赛,主要是锻炼身体。” 数月前,清华新闻网上一篇介绍他的文章在结尾说,他要“去实践自己的理想: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”。施一公答《南方人物周刊》问 Q: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? A:对生活现状满意,对学术现状不满意。满意就坏了。 Q:对自己今天所达到的成就,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? A:自信。不是虚张的自信,是表现在所做事情上的自信。这种自信心在你碰到挫折时尤其有用。 Q: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,你怎么看?你理解他们吗? A:理解。为什么一个人回到清华的这一年,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。早上8点多去实验室;吃饭,在食堂解决;想运动的时候,去操场跑几圈。住处离学校近,走路15分钟,骑车 5分钟。他还特意去旧车铺买了辆旧车代步。

对回清华后的第一年,施一公自己的评价是:“还行。”他给自己打了80分。

这位清华“大牛”科学家说:“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表面现象统治和笼罩的世界里。”对自己回清华后的第一年,他评价是:“还行。”他给自己打了80分 特约撰稿李珊珊 发自北京 读郑州最好的中学;数学竞赛河南赛区第一名保送进清华;1989年,以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;1990年赴美留学。 1995年获得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;1998年,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;然后,仅用3年时间就拿到了终身教职的铁饭碗;又过了两年,2003年,他被聘为正教授,36岁,是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。2007年,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;次年入选霍华德-休斯医学研究院(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)研究员。 2008年2月,施一公全职回到了清华,同时辞去普林斯顿的终身教职。BBS上,对这位海归教授的评价,通常是两个字:“大牛”。研究领域:分子的凋亡与生长 1991年,霍普金斯大学的分子生物学老师讲课时说:“细胞凋亡领域已经开始发展了,其中有一系列生命科学的重大问题,你们应该关注一下。细胞生长已经被研究了许多年,但研究凋亡的人还很少。其实,凋亡与生长一样重要。” 施一公记得,那是自己第一次听说关于“细胞凋亡”的研究。高等生物的一个显著特征,就是它们具有一定的寿命,这种特征延伸到每个机体的细胞,因而,每个细胞的增殖和分裂受到严格的调控。细胞凋亡,就是程序性的细胞死亡。在生物发育过程中,某些细胞必须死亡——紧缩,破碎成膜包围的小段,被周围的细胞吞噬、清除。高等真核生物都有一套特有的严格程序专门负责引导这些细胞自杀。丧失了这种凋亡机制,普通细胞就变成了癌细胞。它们在不恰当的地方增长,无限制地增殖,这种“永生化”的细胞对整个个体来说是致命的。博士后时,导师是研究癌症的,主要在研究“癌症抑制因子”。缺少这个因子便很容易引发癌症。比如:p53基因,“平均每两个癌症患者中便有一人缺少正常的p53蛋白” 。 1998年初,施一公在普林斯顿大学创建了自己独立的实验室,以结构生物学为手段,开始了对细胞凋亡机理的研究。2000年左右,施一公与王晓东实验室联手,对一种神秘的抑制“细胞凋亡抑制因子”的蛋白SMAC展开了研究。细胞凋亡抑制因子,在某种意义上即致癌因子,它们使细胞不能正常凋亡从而引起癌症。而SMAC则让这些致癌因子失效,让癌细胞“自杀”。施一公做了个手势:“负负得正”。最终,他们明白了SMAC是如何起作用的——SMAC蛋白的一段只含4个氨基酸的结构,嵌进了致癌因子蛋白表面上的某个位点,导致癌细胞恢复正常的凋亡功能。据介绍,针对他们当时发现的致癌因子的弱点,目前已有两家制药公司设计的靶点药物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。谈到自己的成果被拿来应用,施一公很高兴,但忘不了补充几句:“对做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人来说,如果每天一门心思去找那些跟癌症、生产新药——总之能拿专利、赚钱的东西去研究,我觉得有拔苗助长之嫌。因为很多科学发现,并不是你计划之后发现的,而是在充满兴趣的研究中,有意无意才发现的。而这些发现,常常对分子制药产生巨大影响。” 下午3点,阳光很好,用来遮光的窗帘拉下来一半,窗台上堆着几摞英文文献。施一公的办公室不大,一张办公桌,一条待客的沙发,两个书柜。办公室就坐落在实验室对门,可以随时很方便地“跟学生说话”。办公室斜对门的一个走廊凹处,有个紧急淋浴喷头,“供实验室人员遇到化学药品紧急事故时使用”。办公室墙面的白板上,用磁贴压着两张他与奥运火炬手金晶的合影,他解释说:“照片是2008年4月底清华大学运动会结束后拍的。她很了不起,我敬佩她!” 书柜里,最显眼的是一对龙
采访那天的下午5点,他要去练习长跑——这是很长时间以来,隔天一次的练习。跑步,不是慢跑几圈的那种,而是正经地换上背心、短裤。先慢跑两圈作为热身,然后拉伸、扩胸、压腿……一系列准备活动结束后,卡着秒表,一圈圈计时。最后分析:何时该加速,哪一段还有潜力……据说,是在为3天后的教工运动会作准备。“已经准备好几个月了。”一位从实验室被“忽悠”出来跑步的学生说。

这位清华“大牛”科学家说:“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表面现象统治和笼罩的世界里。”对自己回清华后的第一年,他评价是:“还行。”他给自己打了80分 特约撰稿李珊珊 发自北京 读郑州最好的中学;数学竞赛河南赛区第一名保送进清华;1989年,以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;1990年赴美留学。 1995年获得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;1998年,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;然后,仅用3年时间就拿到了终身教职的铁饭碗;又过了两年,2003年,他被聘为正教授,36岁,是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。2007年,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;次年入选霍华德-休斯医学研究院(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)研究员。 2008年2月,施一公全职回到了清华,同时辞去普林斯顿的终身教职。BBS上,对这位海归教授的评价,通常是两个字:“大牛”。研究领域:分子的凋亡与生长 1991年,霍普金斯大学的分子生物学老师讲课时说:“细胞凋亡领域已经开始发展了,其中有一系列生命科学的重大问题,你们应该关注一下。细胞生长已经被研究了许多年,但研究凋亡的人还很少。其实,凋亡与生长一样重要。” 施一公记得,那是自己第一次听说关于“细胞凋亡”的研究。高等生物的一个显著特征,就是它们具有一定的寿命,这种特征延伸到每个机体的细胞,因而,每个细胞的增殖和分裂受到严格的调控。细胞凋亡,就是程序性的细胞死亡。在生物发育过程中,某些细胞必须死亡——紧缩,破碎成膜包围的小段,被周围的细胞吞噬、清除。高等真核生物都有一套特有的严格程序专门负责引导这些细胞自杀。丧失了这种凋亡机制,普通细胞就变成了癌细胞。它们在不恰当的地方增长,无限制地增殖,这种“永生化”的细胞对整个个体来说是致命的。博士后时,导师是研究癌症的,主要在研究“癌症抑制因子”。缺少这个因子便很容易引发癌症。比如:p53基因,“平均每两个癌症患者中便有一人缺少正常的p53蛋白” 。 1998年初,施一公在普林斯顿大学创建了自己独立的实验室,以结构生物学为手段,开始了对细胞凋亡机理的研究。2000年左右,施一公与王晓东实验室联手,对一种神秘的抑制“细胞凋亡抑制因子”的蛋白SMAC展开了研究。细胞凋亡抑制因子,在某种意义上即致癌因子,它们使细胞不能正常凋亡从而引起癌症。而SMAC则让这些致癌因子失效,让癌细胞“自杀”。施一公做了个手势:“负负得正”。最终,他们明白了SMAC是如何起作用的——SMAC蛋白的一段只含4个氨基酸的结构,嵌进了致癌因子蛋白表面上的某个位点,导致癌细胞恢复正常的凋亡功能。据介绍,针对他们当时发现的致癌因子的弱点,目前已有两家制药公司设计的靶点药物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。谈到自己的成果被拿来应用,施一公很高兴,但忘不了补充几句:“对做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人来说,如果每天一门心思去找那些跟癌症、生产新药——总之能拿专利、赚钱的东西去研究,我觉得有拔苗助长之嫌。因为很多科学发现,并不是你计划之后发现的,而是在充满兴趣的研究中,有意无意才发现的。而这些发现,常常对分子制药产生巨大影响。” 下午3点,阳光很好,用来遮光的窗帘拉下来一半,窗台上堆着几摞英文文献。施一公的办公室不大,一张办公桌,一条待客的沙发,两个书柜。办公室就坐落在实验室对门,可以随时很方便地“跟学生说话”。办公室斜对门的一个走廊凹处,有个紧急淋浴喷头,“供实验室人员遇到化学药品紧急事故时使用”。办公室墙面的白板上,用磁贴压着两张他与奥运火炬手金晶的合影,他解释说:“照片是2008年4月底清华大学运动会结束后拍的。她很了不起,我敬佩她!” 书柜里,最显眼的是一对龙那天,因为扭了腰,成绩一般。回实验室的路上,他向记者解释:“不是为了比赛,主要是锻炼身体。”

数月前,清华新闻网上一篇介绍他的文章在结尾说,他要“去实践自己的理想: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”。

这位清华“大牛”科学家说:“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表面现象统治和笼罩的世界里。”对自己回清华后的第一年,他评价是:“还行。”他给自己打了80分 特约撰稿李珊珊 发自北京 读郑州最好的中学;数学竞赛河南赛区第一名保送进清华;1989年,以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;1990年赴美留学。 1995年获得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;1998年,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;然后,仅用3年时间就拿到了终身教职的铁饭碗;又过了两年,2003年,他被聘为正教授,36岁,是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。2007年,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;次年入选霍华德-休斯医学研究院(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)研究员。 2008年2月,施一公全职回到了清华,同时辞去普林斯顿的终身教职。BBS上,对这位海归教授的评价,通常是两个字:“大牛”。研究领域:分子的凋亡与生长 1991年,霍普金斯大学的分子生物学老师讲课时说:“细胞凋亡领域已经开始发展了,其中有一系列生命科学的重大问题,你们应该关注一下。细胞生长已经被研究了许多年,但研究凋亡的人还很少。其实,凋亡与生长一样重要。” 施一公记得,那是自己第一次听说关于“细胞凋亡”的研究。高等生物的一个显著特征,就是它们具有一定的寿命,这种特征延伸到每个机体的细胞,因而,每个细胞的增殖和分裂受到严格的调控。细胞凋亡,就是程序性的细胞死亡。在生物发育过程中,某些细胞必须死亡——紧缩,破碎成膜包围的小段,被周围的细胞吞噬、清除。高等真核生物都有一套特有的严格程序专门负责引导这些细胞自杀。丧失了这种凋亡机制,普通细胞就变成了癌细胞。它们在不恰当的地方增长,无限制地增殖,这种“永生化”的细胞对整个个体来说是致命的。博士后时,导师是研究癌症的,主要在研究“癌症抑制因子”。缺少这个因子便很容易引发癌症。比如:p53基因,“平均每两个癌症患者中便有一人缺少正常的p53蛋白” 。 1998年初,施一公在普林斯顿大学创建了自己独立的实验室,以结构生物学为手段,开始了对细胞凋亡机理的研究。2000年左右,施一公与王晓东实验室联手,对一种神秘的抑制“细胞凋亡抑制因子”的蛋白SMAC展开了研究。细胞凋亡抑制因子,在某种意义上即致癌因子,它们使细胞不能正常凋亡从而引起癌症。而SMAC则让这些致癌因子失效,让癌细胞“自杀”。施一公做了个手势:“负负得正”。最终,他们明白了SMAC是如何起作用的——SMAC蛋白的一段只含4个氨基酸的结构,嵌进了致癌因子蛋白表面上的某个位点,导致癌细胞恢复正常的凋亡功能。据介绍,针对他们当时发现的致癌因子的弱点,目前已有两家制药公司设计的靶点药物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。谈到自己的成果被拿来应用,施一公很高兴,但忘不了补充几句:“对做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人来说,如果每天一门心思去找那些跟癌症、生产新药——总之能拿专利、赚钱的东西去研究,我觉得有拔苗助长之嫌。因为很多科学发现,并不是你计划之后发现的,而是在充满兴趣的研究中,有意无意才发现的。而这些发现,常常对分子制药产生巨大影响。” 下午3点,阳光很好,用来遮光的窗帘拉下来一半,窗台上堆着几摞英文文献。施一公的办公室不大,一张办公桌,一条待客的沙发,两个书柜。办公室就坐落在实验室对门,可以随时很方便地“跟学生说话”。办公室斜对门的一个走廊凹处,有个紧急淋浴喷头,“供实验室人员遇到化学药品紧急事故时使用”。办公室墙面的白板上,用磁贴压着两张他与奥运火炬手金晶的合影,他解释说:“照片是2008年4月底清华大学运动会结束后拍的。她很了不起,我敬佩她!” 书柜里,最显眼的是一对龙
施一公答《南方人物周刊》问

凤胎儿女的照片,还有一排颜色鲜艳的带拼音的故事书——这是给孩子们准备的。 5月下旬,他要去美国搬家,把整个家搬回北京,太太和孩子也回国。因此他无法参加本刊将在北京举办的活动。他妻子也是清华大学生物系的本科生、约翰-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,目前在美国强生公司工作。记者问:“那不是太可惜了?”他反问:“那你说怎么办?” “科学是高尚的,但科学家不一定就高尚” 这是个很认真的科学家,而对另外一些带“最”字的“限制性很强的问题”,他会觉得:“回答起来比较不可能。” 最满意的工作是什么?“那只能是我正在做的这个课题。” 问他:对你影响最大的书、电影是什么?沉吟良久,他字斟句酌地回答:“长期地说,没有。” 但他同样会字斟句酌地说出一句很文艺的话:“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表面现象统治和笼罩的世界里。”这句话不只是抱怨,他是认真的。他说:“咱们国家太看重外表。比如,只有在中国介绍学术人物的时候,先介绍其领导职务,然后是比如院士、获奖等等,最后才提及是某某教授。”他觉得,这样不好,“这个人会被神化,对青年人的影响尤其不好。” 他甚至说:“两人认识了之后,在平时的学术、生活交流中还称呼头衔,我觉得那是对一个人的讽刺和对科学文化的鄙视。学术人之间,互称‘老师’足矣。” 说到4月底刚刚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前辈师友蒲慕明(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神经生物学部主任),“从前我总是叫他‘蒲先生’,他坚持我们叫他老蒲就行了。” 传说中的大科学家都是谦虚、治学的圣人,对名利毫不关注。传说:“那些得诺贝尔奖的人,都是半夜被叫醒,然后觉得很意外。” 他批驳,“那不是真的。他们意外的是半夜的电话,而不是获奖。我还真不认识哪个诺奖获得者认为自己不该得。大家打破头地往里挤,一次次坐飞机去斯德哥尔摩游说诺奖委员会。如果得不了,心情郁闷,有时还会写很长的信抗议。” 他说:“科学是高尚的,但科学家不一定就高尚,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两个概念混淆、把科学家神化了。” 他会反问:“对名利的追求同样可以作为科学的动力,为什么一定要探索未知才是科学的动力呢?” 谈到自己“大牛施一公”的名声,他叹了口气,说:“看现在网上炒的、骂的,甚至支持的,其实了解我的并不多。” 他说:“我很希望大家知道我是个很正常的有理想、有追求,但也有私欲、有平常心的人,只是在过去的20年里,学术做得还可以。” 这一年一个人回到清华的这一年,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。早上8点多去实验室;吃饭,在食堂解决;想运动的时候,去操场跑几圈。住处离学校近,走路15分钟,骑车 5分钟。他还特意去旧车铺买了辆旧车代步。对回清华后的第一年,施一公自己的评价是:“还行。”他给自己打了80分。采访那天的下午5点,他要去练习长跑——这是很长时间以来,隔天一次的练习。跑步,不是慢跑几圈的那种,而是正经地换上背心、短裤。先慢跑两圈作为热身,然后拉伸、扩胸、压腿……一系列准备活动结束后,卡着秒表,一圈圈计时。最后分析:何时该加速,哪一段还有潜力……据说,是在为3天后的教工运动会作准备。“已经准备好几个月了。”一位从实验室被“忽悠”出来跑步的学生说。那天,因为扭了腰,成绩一般。回实验室的路上,他向记者解释:“不是为了比赛,主要是锻炼身体。” 数月前,清华新闻网上一篇介绍他的文章在结尾说,他要“去实践自己的理想: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”。施一公答《南方人物周刊》问 Q: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? A:对生活现状满意,对学术现状不满意。满意就坏了。 Q:对自己今天所达到的成就,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? A:自信。不是虚张的自信,是表现在所做事情上的自信。这种自信心在你碰到挫折时尤其有用。 Q: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,你怎么看?你理解他们吗? A:理解。为什么Q: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?

A:对生活现状满意,对学术现状不满意。满意就坏了。

Q:对自己今天所达到的成就,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?

A:自信。不是虚张的自信,是表现在所做事情上的自信。这种自信心在你碰到挫折时尤其有用。

Q: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,你怎么看?你理解他们吗?

A:理解。为什么不理解?我喜欢看历史片、读历史书。

这位清华“大牛”科学家说:“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表面现象统治和笼罩的世界里。”对自己回清华后的第一年,他评价是:“还行。”他给自己打了80分 特约撰稿李珊珊 发自北京 读郑州最好的中学;数学竞赛河南赛区第一名保送进清华;1989年,以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;1990年赴美留学。 1995年获得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;1998年,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;然后,仅用3年时间就拿到了终身教职的铁饭碗;又过了两年,2003年,他被聘为正教授,36岁,是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。2007年,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;次年入选霍华德-休斯医学研究院(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)研究员。 2008年2月,施一公全职回到了清华,同时辞去普林斯顿的终身教职。BBS上,对这位海归教授的评价,通常是两个字:“大牛”。研究领域:分子的凋亡与生长 1991年,霍普金斯大学的分子生物学老师讲课时说:“细胞凋亡领域已经开始发展了,其中有一系列生命科学的重大问题,你们应该关注一下。细胞生长已经被研究了许多年,但研究凋亡的人还很少。其实,凋亡与生长一样重要。” 施一公记得,那是自己第一次听说关于“细胞凋亡”的研究。高等生物的一个显著特征,就是它们具有一定的寿命,这种特征延伸到每个机体的细胞,因而,每个细胞的增殖和分裂受到严格的调控。细胞凋亡,就是程序性的细胞死亡。在生物发育过程中,某些细胞必须死亡——紧缩,破碎成膜包围的小段,被周围的细胞吞噬、清除。高等真核生物都有一套特有的严格程序专门负责引导这些细胞自杀。丧失了这种凋亡机制,普通细胞就变成了癌细胞。它们在不恰当的地方增长,无限制地增殖,这种“永生化”的细胞对整个个体来说是致命的。博士后时,导师是研究癌症的,主要在研究“癌症抑制因子”。缺少这个因子便很容易引发癌症。比如:p53基因,“平均每两个癌症患者中便有一人缺少正常的p53蛋白” 。 1998年初,施一公在普林斯顿大学创建了自己独立的实验室,以结构生物学为手段,开始了对细胞凋亡机理的研究。2000年左右,施一公与王晓东实验室联手,对一种神秘的抑制“细胞凋亡抑制因子”的蛋白SMAC展开了研究。细胞凋亡抑制因子,在某种意义上即致癌因子,它们使细胞不能正常凋亡从而引起癌症。而SMAC则让这些致癌因子失效,让癌细胞“自杀”。施一公做了个手势:“负负得正”。最终,他们明白了SMAC是如何起作用的——SMAC蛋白的一段只含4个氨基酸的结构,嵌进了致癌因子蛋白表面上的某个位点,导致癌细胞恢复正常的凋亡功能。据介绍,针对他们当时发现的致癌因子的弱点,目前已有两家制药公司设计的靶点药物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。谈到自己的成果被拿来应用,施一公很高兴,但忘不了补充几句:“对做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人来说,如果每天一门心思去找那些跟癌症、生产新药——总之能拿专利、赚钱的东西去研究,我觉得有拔苗助长之嫌。因为很多科学发现,并不是你计划之后发现的,而是在充满兴趣的研究中,有意无意才发现的。而这些发现,常常对分子制药产生巨大影响。” 下午3点,阳光很好,用来遮光的窗帘拉下来一半,窗台上堆着几摞英文文献。施一公的办公室不大,一张办公桌,一条待客的沙发,两个书柜。办公室就坐落在实验室对门,可以随时很方便地“跟学生说话”。办公室斜对门的一个走廊凹处,有个紧急淋浴喷头,“供实验室人员遇到化学药品紧急事故时使用”。办公室墙面的白板上,用磁贴压着两张他与奥运火炬手金晶的合影,他解释说:“照片是2008年4月底清华大学运动会结束后拍的。她很了不起,我敬佩她!” 书柜里,最显眼的是一对龙Q: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不吐不快?

A:年青人该做诚实的学问、做正直的人,不要急功近利。过分看重应用,其实扼杀了一部分人的创造力。我觉得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,应该有一个学术环境,让一些年轻人真正有创见地做一些工作。

凤胎儿女的照片,还有一排颜色鲜艳的带拼音的故事书——这是给孩子们准备的。 5月下旬,他要去美国搬家,把整个家搬回北京,太太和孩子也回国。因此他无法参加本刊将在北京举办的活动。他妻子也是清华大学生物系的本科生、约翰-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,目前在美国强生公司工作。记者问:“那不是太可惜了?”他反问:“那你说怎么办?” “科学是高尚的,但科学家不一定就高尚” 这是个很认真的科学家,而对另外一些带“最”字的“限制性很强的问题”,他会觉得:“回答起来比较不可能。” 最满意的工作是什么?“那只能是我正在做的这个课题。” 问他:对你影响最大的书、电影是什么?沉吟良久,他字斟句酌地回答:“长期地说,没有。” 但他同样会字斟句酌地说出一句很文艺的话:“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表面现象统治和笼罩的世界里。”这句话不只是抱怨,他是认真的。他说:“咱们国家太看重外表。比如,只有在中国介绍学术人物的时候,先介绍其领导职务,然后是比如院士、获奖等等,最后才提及是某某教授。”他觉得,这样不好,“这个人会被神化,对青年人的影响尤其不好。” 他甚至说:“两人认识了之后,在平时的学术、生活交流中还称呼头衔,我觉得那是对一个人的讽刺和对科学文化的鄙视。学术人之间,互称‘老师’足矣。” 说到4月底刚刚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前辈师友蒲慕明(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神经生物学部主任),“从前我总是叫他‘蒲先生’,他坚持我们叫他老蒲就行了。” 传说中的大科学家都是谦虚、治学的圣人,对名利毫不关注。传说:“那些得诺贝尔奖的人,都是半夜被叫醒,然后觉得很意外。” 他批驳,“那不是真的。他们意外的是半夜的电话,而不是获奖。我还真不认识哪个诺奖获得者认为自己不该得。大家打破头地往里挤,一次次坐飞机去斯德哥尔摩游说诺奖委员会。如果得不了,心情郁闷,有时还会写很长的信抗议。” 他说:“科学是高尚的,但科学家不一定就高尚,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两个概念混淆、把科学家神化了。” 他会反问:“对名利的追求同样可以作为科学的动力,为什么一定要探索未知才是科学的动力呢?” 谈到自己“大牛施一公”的名声,他叹了口气,说:“看现在网上炒的、骂的,甚至支持的,其实了解我的并不多。” 他说:“我很希望大家知道我是个很正常的有理想、有追求,但也有私欲、有平常心的人,只是在过去的20年里,学术做得还可以。” 这一年一个人回到清华的这一年,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。早上8点多去实验室;吃饭,在食堂解决;想运动的时候,去操场跑几圈。住处离学校近,走路15分钟,骑车 5分钟。他还特意去旧车铺买了辆旧车代步。对回清华后的第一年,施一公自己的评价是:“还行。”他给自己打了80分。采访那天的下午5点,他要去练习长跑——这是很长时间以来,隔天一次的练习。跑步,不是慢跑几圈的那种,而是正经地换上背心、短裤。先慢跑两圈作为热身,然后拉伸、扩胸、压腿……一系列准备活动结束后,卡着秒表,一圈圈计时。最后分析:何时该加速,哪一段还有潜力……据说,是在为3天后的教工运动会作准备。“已经准备好几个月了。”一位从实验室被“忽悠”出来跑步的学生说。那天,因为扭了腰,成绩一般。回实验室的路上,他向记者解释:“不是为了比赛,主要是锻炼身体。” 数月前,清华新闻网上一篇介绍他的文章在结尾说,他要“去实践自己的理想: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”。施一公答《南方人物周刊》问 Q: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? A:对生活现状满意,对学术现状不满意。满意就坏了。 Q:对自己今天所达到的成就,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? A:自信。不是虚张的自信,是表现在所做事情上的自信。这种自信心在你碰到挫折时尤其有用。 Q: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,你怎么看?你理解他们吗? A:理解。为什么
Q:在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,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待?

A:当然会有影响,在国外有破产的科研基金,但我认识的朋友……还没听说谁受冲击。另外,金融风暴对国内引进人才,更可能产生好的影响。

Q:你觉得当今年轻人最大的问题是?

这位清华“大牛”科学家说:“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表面现象统治和笼罩的世界里。”对自己回清华后的第一年,他评价是:“还行。”他给自己打了80分 特约撰稿李珊珊 发自北京 读郑州最好的中学;数学竞赛河南赛区第一名保送进清华;1989年,以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;1990年赴美留学。 1995年获得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;1998年,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;然后,仅用3年时间就拿到了终身教职的铁饭碗;又过了两年,2003年,他被聘为正教授,36岁,是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。2007年,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;次年入选霍华德-休斯医学研究院(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)研究员。 2008年2月,施一公全职回到了清华,同时辞去普林斯顿的终身教职。BBS上,对这位海归教授的评价,通常是两个字:“大牛”。研究领域:分子的凋亡与生长 1991年,霍普金斯大学的分子生物学老师讲课时说:“细胞凋亡领域已经开始发展了,其中有一系列生命科学的重大问题,你们应该关注一下。细胞生长已经被研究了许多年,但研究凋亡的人还很少。其实,凋亡与生长一样重要。” 施一公记得,那是自己第一次听说关于“细胞凋亡”的研究。高等生物的一个显著特征,就是它们具有一定的寿命,这种特征延伸到每个机体的细胞,因而,每个细胞的增殖和分裂受到严格的调控。细胞凋亡,就是程序性的细胞死亡。在生物发育过程中,某些细胞必须死亡——紧缩,破碎成膜包围的小段,被周围的细胞吞噬、清除。高等真核生物都有一套特有的严格程序专门负责引导这些细胞自杀。丧失了这种凋亡机制,普通细胞就变成了癌细胞。它们在不恰当的地方增长,无限制地增殖,这种“永生化”的细胞对整个个体来说是致命的。博士后时,导师是研究癌症的,主要在研究“癌症抑制因子”。缺少这个因子便很容易引发癌症。比如:p53基因,“平均每两个癌症患者中便有一人缺少正常的p53蛋白” 。 1998年初,施一公在普林斯顿大学创建了自己独立的实验室,以结构生物学为手段,开始了对细胞凋亡机理的研究。2000年左右,施一公与王晓东实验室联手,对一种神秘的抑制“细胞凋亡抑制因子”的蛋白SMAC展开了研究。细胞凋亡抑制因子,在某种意义上即致癌因子,它们使细胞不能正常凋亡从而引起癌症。而SMAC则让这些致癌因子失效,让癌细胞“自杀”。施一公做了个手势:“负负得正”。最终,他们明白了SMAC是如何起作用的——SMAC蛋白的一段只含4个氨基酸的结构,嵌进了致癌因子蛋白表面上的某个位点,导致癌细胞恢复正常的凋亡功能。据介绍,针对他们当时发现的致癌因子的弱点,目前已有两家制药公司设计的靶点药物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。谈到自己的成果被拿来应用,施一公很高兴,但忘不了补充几句:“对做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人来说,如果每天一门心思去找那些跟癌症、生产新药——总之能拿专利、赚钱的东西去研究,我觉得有拔苗助长之嫌。因为很多科学发现,并不是你计划之后发现的,而是在充满兴趣的研究中,有意无意才发现的。而这些发现,常常对分子制药产生巨大影响。” 下午3点,阳光很好,用来遮光的窗帘拉下来一半,窗台上堆着几摞英文文献。施一公的办公室不大,一张办公桌,一条待客的沙发,两个书柜。办公室就坐落在实验室对门,可以随时很方便地“跟学生说话”。办公室斜对门的一个走廊凹处,有个紧急淋浴喷头,“供实验室人员遇到化学药品紧急事故时使用”。办公室墙面的白板上,用磁贴压着两张他与奥运火炬手金晶的合影,他解释说:“照片是2008年4月底清华大学运动会结束后拍的。她很了不起,我敬佩她!” 书柜里,最显眼的是一对龙
A:没有理想,缺乏精神支柱。

这位清华“大牛”科学家说:“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表面现象统治和笼罩的世界里。”对自己回清华后的第一年,他评价是:“还行。”他给自己打了80分 特约撰稿李珊珊 发自北京 读郑州最好的中学;数学竞赛河南赛区第一名保送进清华;1989年,以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;1990年赴美留学。 1995年获得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;1998年,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;然后,仅用3年时间就拿到了终身教职的铁饭碗;又过了两年,2003年,他被聘为正教授,36岁,是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。2007年,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;次年入选霍华德-休斯医学研究院(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)研究员。 2008年2月,施一公全职回到了清华,同时辞去普林斯顿的终身教职。BBS上,对这位海归教授的评价,通常是两个字:“大牛”。研究领域:分子的凋亡与生长 1991年,霍普金斯大学的分子生物学老师讲课时说:“细胞凋亡领域已经开始发展了,其中有一系列生命科学的重大问题,你们应该关注一下。细胞生长已经被研究了许多年,但研究凋亡的人还很少。其实,凋亡与生长一样重要。” 施一公记得,那是自己第一次听说关于“细胞凋亡”的研究。高等生物的一个显著特征,就是它们具有一定的寿命,这种特征延伸到每个机体的细胞,因而,每个细胞的增殖和分裂受到严格的调控。细胞凋亡,就是程序性的细胞死亡。在生物发育过程中,某些细胞必须死亡——紧缩,破碎成膜包围的小段,被周围的细胞吞噬、清除。高等真核生物都有一套特有的严格程序专门负责引导这些细胞自杀。丧失了这种凋亡机制,普通细胞就变成了癌细胞。它们在不恰当的地方增长,无限制地增殖,这种“永生化”的细胞对整个个体来说是致命的。博士后时,导师是研究癌症的,主要在研究“癌症抑制因子”。缺少这个因子便很容易引发癌症。比如:p53基因,“平均每两个癌症患者中便有一人缺少正常的p53蛋白” 。 1998年初,施一公在普林斯顿大学创建了自己独立的实验室,以结构生物学为手段,开始了对细胞凋亡机理的研究。2000年左右,施一公与王晓东实验室联手,对一种神秘的抑制“细胞凋亡抑制因子”的蛋白SMAC展开了研究。细胞凋亡抑制因子,在某种意义上即致癌因子,它们使细胞不能正常凋亡从而引起癌症。而SMAC则让这些致癌因子失效,让癌细胞“自杀”。施一公做了个手势:“负负得正”。最终,他们明白了SMAC是如何起作用的——SMAC蛋白的一段只含4个氨基酸的结构,嵌进了致癌因子蛋白表面上的某个位点,导致癌细胞恢复正常的凋亡功能。据介绍,针对他们当时发现的致癌因子的弱点,目前已有两家制药公司设计的靶点药物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。谈到自己的成果被拿来应用,施一公很高兴,但忘不了补充几句:“对做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人来说,如果每天一门心思去找那些跟癌症、生产新药——总之能拿专利、赚钱的东西去研究,我觉得有拔苗助长之嫌。因为很多科学发现,并不是你计划之后发现的,而是在充满兴趣的研究中,有意无意才发现的。而这些发现,常常对分子制药产生巨大影响。” 下午3点,阳光很好,用来遮光的窗帘拉下来一半,窗台上堆着几摞英文文献。施一公的办公室不大,一张办公桌,一条待客的沙发,两个书柜。办公室就坐落在实验室对门,可以随时很方便地“跟学生说话”。办公室斜对门的一个走廊凹处,有个紧急淋浴喷头,“供实验室人员遇到化学药品紧急事故时使用”。办公室墙面的白板上,用磁贴压着两张他与奥运火炬手金晶的合影,他解释说:“照片是2008年4月底清华大学运动会结束后拍的。她很了不起,我敬佩她!” 书柜里,最显眼的是一对龙Q:你如何理解“青年领袖”一词?在世的人当中,你最钦佩的是谁?

A:我觉得领袖应该不仅是自己取得了什么成就,而是可以影响一些人,引起大家共鸣的人。

凤胎儿女的照片,还有一排颜色鲜艳的带拼音的故事书——这是给孩子们准备的。 5月下旬,他要去美国搬家,把整个家搬回北京,太太和孩子也回国。因此他无法参加本刊将在北京举办的活动。他妻子也是清华大学生物系的本科生、约翰-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,目前在美国强生公司工作。记者问:“那不是太可惜了?”他反问:“那你说怎么办?” “科学是高尚的,但科学家不一定就高尚” 这是个很认真的科学家,而对另外一些带“最”字的“限制性很强的问题”,他会觉得:“回答起来比较不可能。” 最满意的工作是什么?“那只能是我正在做的这个课题。” 问他:对你影响最大的书、电影是什么?沉吟良久,他字斟句酌地回答:“长期地说,没有。” 但他同样会字斟句酌地说出一句很文艺的话:“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表面现象统治和笼罩的世界里。”这句话不只是抱怨,他是认真的。他说:“咱们国家太看重外表。比如,只有在中国介绍学术人物的时候,先介绍其领导职务,然后是比如院士、获奖等等,最后才提及是某某教授。”他觉得,这样不好,“这个人会被神化,对青年人的影响尤其不好。” 他甚至说:“两人认识了之后,在平时的学术、生活交流中还称呼头衔,我觉得那是对一个人的讽刺和对科学文化的鄙视。学术人之间,互称‘老师’足矣。” 说到4月底刚刚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前辈师友蒲慕明(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神经生物学部主任),“从前我总是叫他‘蒲先生’,他坚持我们叫他老蒲就行了。” 传说中的大科学家都是谦虚、治学的圣人,对名利毫不关注。传说:“那些得诺贝尔奖的人,都是半夜被叫醒,然后觉得很意外。” 他批驳,“那不是真的。他们意外的是半夜的电话,而不是获奖。我还真不认识哪个诺奖获得者认为自己不该得。大家打破头地往里挤,一次次坐飞机去斯德哥尔摩游说诺奖委员会。如果得不了,心情郁闷,有时还会写很长的信抗议。” 他说:“科学是高尚的,但科学家不一定就高尚,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两个概念混淆、把科学家神化了。” 他会反问:“对名利的追求同样可以作为科学的动力,为什么一定要探索未知才是科学的动力呢?” 谈到自己“大牛施一公”的名声,他叹了口气,说:“看现在网上炒的、骂的,甚至支持的,其实了解我的并不多。” 他说:“我很希望大家知道我是个很正常的有理想、有追求,但也有私欲、有平常心的人,只是在过去的20年里,学术做得还可以。” 这一年一个人回到清华的这一年,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。早上8点多去实验室;吃饭,在食堂解决;想运动的时候,去操场跑几圈。住处离学校近,走路15分钟,骑车 5分钟。他还特意去旧车铺买了辆旧车代步。对回清华后的第一年,施一公自己的评价是:“还行。”他给自己打了80分。采访那天的下午5点,他要去练习长跑——这是很长时间以来,隔天一次的练习。跑步,不是慢跑几圈的那种,而是正经地换上背心、短裤。先慢跑两圈作为热身,然后拉伸、扩胸、压腿……一系列准备活动结束后,卡着秒表,一圈圈计时。最后分析:何时该加速,哪一段还有潜力……据说,是在为3天后的教工运动会作准备。“已经准备好几个月了。”一位从实验室被“忽悠”出来跑步的学生说。那天,因为扭了腰,成绩一般。回实验室的路上,他向记者解释:“不是为了比赛,主要是锻炼身体。” 数月前,清华新闻网上一篇介绍他的文章在结尾说,他要“去实践自己的理想: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”。施一公答《南方人物周刊》问 Q: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? A:对生活现状满意,对学术现状不满意。满意就坏了。 Q:对自己今天所达到的成就,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? A:自信。不是虚张的自信,是表现在所做事情上的自信。这种自信心在你碰到挫折时尤其有用。 Q: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,你怎么看?你理解他们吗? A:理解。为什么
有些科学家比如爱因斯坦,我会佩服,但不会崇拜。当然,如果一定要找的话,可能是父亲。

不理解?我喜欢看历史片、读历史书。 Q: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不吐不快? A:年青人该做诚实的学问、做正直的人,不要急功近利。过分看重应用,其实扼杀了一部分人的创造力。我觉得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,应该有一个学术环境,让一些年轻人真正有创见地做一些工作。 Q:在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,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待? A:当然会有影响,在国外有破产的科研基金,但我认识的朋友……还没听说谁受冲击。另外,金融风暴对国内引进人才,更可能产生好的影响。 Q:你觉得当今年轻人最大的问题是? A:没有理想,缺乏精神支柱。 Q:你如何理解“青年领袖”一词?在世的人当中,你最钦佩的是谁? A:我觉得领袖应该不仅是自己取得了什么成就,而是可以影响一些人,引起大家共鸣的人。有些科学家比如爱因斯坦,我会佩服,但不会崇拜。当然,如果一定要找的话,可能是父亲。 Q:责任和个人自由,更看重哪个? A:我对责任可能看得更重一点。“无私奉献”这个词,我从来不要求自己这样,也不要求周围的人这样。对个人利益的追求,跟对这个国家、对社会的贡献,是可以放在一起的。没错,在中国,一个好的政治家对国家的影响大于科学家。但从长期、从更广泛的地域来看,真正好的科学家产生的影响,比政治家要持久得多,比如牛顿,比如爱因斯坦。 Q: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? A:这个要看情况。比如我每天早上8点钟起床,通过电话给身在美国的儿子和女儿讲个故事,那边刚好晚上8点。那时候,哄他们睡觉最重要。 Q:你觉得自己幸福吗?有没有不安?最大的担忧是什么? A:日子过得还行,很充实。不安?当然有。最大的担忧永远是力不从心。 施一公 1967年生, 1990年从清华大学赴美留学。1995年获得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。1998年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。2003年被聘为正教授,时年36岁,是该校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。2008年回国任教。 36岁,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;40岁,拿到终身讲席教授。在清华园,他被亲切地戏称为“大牛”。在放弃了海外名校的高薪和荣誉后,这位世界顶尖级科学家最终回母校效力Q:责任和个人自由,更看重哪个?

A:我对责任可能看得更重一点。“无私奉献”这个词,我从来不要求自己这样,也不要求周围的人这样。对个人利益的追求,跟对这个国家、对社会的贡献,是可以放在一起的。

没错,在中国,一个好的政治家对国家的影响大于科学家。但从长期、从更广泛的地域来看,真正好的科学家产生的影响,比政治家要持久得多,比如牛顿,比如爱因斯坦。

不理解?我喜欢看历史片、读历史书。 Q: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不吐不快? A:年青人该做诚实的学问、做正直的人,不要急功近利。过分看重应用,其实扼杀了一部分人的创造力。我觉得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,应该有一个学术环境,让一些年轻人真正有创见地做一些工作。 Q:在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,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待? A:当然会有影响,在国外有破产的科研基金,但我认识的朋友……还没听说谁受冲击。另外,金融风暴对国内引进人才,更可能产生好的影响。 Q:你觉得当今年轻人最大的问题是? A:没有理想,缺乏精神支柱。 Q:你如何理解“青年领袖”一词?在世的人当中,你最钦佩的是谁? A:我觉得领袖应该不仅是自己取得了什么成就,而是可以影响一些人,引起大家共鸣的人。有些科学家比如爱因斯坦,我会佩服,但不会崇拜。当然,如果一定要找的话,可能是父亲。 Q:责任和个人自由,更看重哪个? A:我对责任可能看得更重一点。“无私奉献”这个词,我从来不要求自己这样,也不要求周围的人这样。对个人利益的追求,跟对这个国家、对社会的贡献,是可以放在一起的。没错,在中国,一个好的政治家对国家的影响大于科学家。但从长期、从更广泛的地域来看,真正好的科学家产生的影响,比政治家要持久得多,比如牛顿,比如爱因斯坦。 Q: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? A:这个要看情况。比如我每天早上8点钟起床,通过电话给身在美国的儿子和女儿讲个故事,那边刚好晚上8点。那时候,哄他们睡觉最重要。 Q:你觉得自己幸福吗?有没有不安?最大的担忧是什么? A:日子过得还行,很充实。不安?当然有。最大的担忧永远是力不从心。 施一公 1967年生, 1990年从清华大学赴美留学。1995年获得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。1998年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。2003年被聘为正教授,时年36岁,是该校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。2008年回国任教。 36岁,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;40岁,拿到终身讲席教授。在清华园,他被亲切地戏称为“大牛”。在放弃了海外名校的高薪和荣誉后,这位世界顶尖级科学家最终回母校效力Q: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?

A:这个要看情况。比如我每天早上8点钟起床,通过电话给身在美国的儿子和女儿讲个故事,那边刚好晚上8点。那时候,哄他们睡觉最重要。

不理解?我喜欢看历史片、读历史书。 Q: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不吐不快? A:年青人该做诚实的学问、做正直的人,不要急功近利。过分看重应用,其实扼杀了一部分人的创造力。我觉得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,应该有一个学术环境,让一些年轻人真正有创见地做一些工作。 Q:在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,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待? A:当然会有影响,在国外有破产的科研基金,但我认识的朋友……还没听说谁受冲击。另外,金融风暴对国内引进人才,更可能产生好的影响。 Q:你觉得当今年轻人最大的问题是? A:没有理想,缺乏精神支柱。 Q:你如何理解“青年领袖”一词?在世的人当中,你最钦佩的是谁? A:我觉得领袖应该不仅是自己取得了什么成就,而是可以影响一些人,引起大家共鸣的人。有些科学家比如爱因斯坦,我会佩服,但不会崇拜。当然,如果一定要找的话,可能是父亲。 Q:责任和个人自由,更看重哪个? A:我对责任可能看得更重一点。“无私奉献”这个词,我从来不要求自己这样,也不要求周围的人这样。对个人利益的追求,跟对这个国家、对社会的贡献,是可以放在一起的。没错,在中国,一个好的政治家对国家的影响大于科学家。但从长期、从更广泛的地域来看,真正好的科学家产生的影响,比政治家要持久得多,比如牛顿,比如爱因斯坦。 Q: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? A:这个要看情况。比如我每天早上8点钟起床,通过电话给身在美国的儿子和女儿讲个故事,那边刚好晚上8点。那时候,哄他们睡觉最重要。 Q:你觉得自己幸福吗?有没有不安?最大的担忧是什么? A:日子过得还行,很充实。不安?当然有。最大的担忧永远是力不从心。 施一公 1967年生, 1990年从清华大学赴美留学。1995年获得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。1998年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。2003年被聘为正教授,时年36岁,是该校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。2008年回国任教。 36岁,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;40岁,拿到终身讲席教授。在清华园,他被亲切地戏称为“大牛”。在放弃了海外名校的高薪和荣誉后,这位世界顶尖级科学家最终回母校效力
Q:你觉得自己幸福吗?有没有不安?最大的担忧是什么?

不理解?我喜欢看历史片、读历史书。 Q: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不吐不快? A:年青人该做诚实的学问、做正直的人,不要急功近利。过分看重应用,其实扼杀了一部分人的创造力。我觉得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,应该有一个学术环境,让一些年轻人真正有创见地做一些工作。 Q:在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,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待? A:当然会有影响,在国外有破产的科研基金,但我认识的朋友……还没听说谁受冲击。另外,金融风暴对国内引进人才,更可能产生好的影响。 Q:你觉得当今年轻人最大的问题是? A:没有理想,缺乏精神支柱。 Q:你如何理解“青年领袖”一词?在世的人当中,你最钦佩的是谁? A:我觉得领袖应该不仅是自己取得了什么成就,而是可以影响一些人,引起大家共鸣的人。有些科学家比如爱因斯坦,我会佩服,但不会崇拜。当然,如果一定要找的话,可能是父亲。 Q:责任和个人自由,更看重哪个? A:我对责任可能看得更重一点。“无私奉献”这个词,我从来不要求自己这样,也不要求周围的人这样。对个人利益的追求,跟对这个国家、对社会的贡献,是可以放在一起的。没错,在中国,一个好的政治家对国家的影响大于科学家。但从长期、从更广泛的地域来看,真正好的科学家产生的影响,比政治家要持久得多,比如牛顿,比如爱因斯坦。 Q: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? A:这个要看情况。比如我每天早上8点钟起床,通过电话给身在美国的儿子和女儿讲个故事,那边刚好晚上8点。那时候,哄他们睡觉最重要。 Q:你觉得自己幸福吗?有没有不安?最大的担忧是什么? A:日子过得还行,很充实。不安?当然有。最大的担忧永远是力不从心。 施一公 1967年生, 1990年从清华大学赴美留学。1995年获得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。1998年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。2003年被聘为正教授,时年36岁,是该校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。2008年回国任教。 36岁,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;40岁,拿到终身讲席教授。在清华园,他被亲切地戏称为“大牛”。在放弃了海外名校的高薪和荣誉后,这位世界顶尖级科学家最终回母校效力A:日子过得还行,很充实。不安?当然有。最大的担忧永远是力不从心。



不理解?我喜欢看历史片、读历史书。 Q: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不吐不快? A:年青人该做诚实的学问、做正直的人,不要急功近利。过分看重应用,其实扼杀了一部分人的创造力。我觉得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,应该有一个学术环境,让一些年轻人真正有创见地做一些工作。 Q:在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,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待? A:当然会有影响,在国外有破产的科研基金,但我认识的朋友……还没听说谁受冲击。另外,金融风暴对国内引进人才,更可能产生好的影响。 Q:你觉得当今年轻人最大的问题是? A:没有理想,缺乏精神支柱。 Q:你如何理解“青年领袖”一词?在世的人当中,你最钦佩的是谁? A:我觉得领袖应该不仅是自己取得了什么成就,而是可以影响一些人,引起大家共鸣的人。有些科学家比如爱因斯坦,我会佩服,但不会崇拜。当然,如果一定要找的话,可能是父亲。 Q:责任和个人自由,更看重哪个? A:我对责任可能看得更重一点。“无私奉献”这个词,我从来不要求自己这样,也不要求周围的人这样。对个人利益的追求,跟对这个国家、对社会的贡献,是可以放在一起的。没错,在中国,一个好的政治家对国家的影响大于科学家。但从长期、从更广泛的地域来看,真正好的科学家产生的影响,比政治家要持久得多,比如牛顿,比如爱因斯坦。 Q: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? A:这个要看情况。比如我每天早上8点钟起床,通过电话给身在美国的儿子和女儿讲个故事,那边刚好晚上8点。那时候,哄他们睡觉最重要。 Q:你觉得自己幸福吗?有没有不安?最大的担忧是什么? A:日子过得还行,很充实。不安?当然有。最大的担忧永远是力不从心。 施一公 1967年生, 1990年从清华大学赴美留学。1995年获得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。1998年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。2003年被聘为正教授,时年36岁,是该校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。2008年回国任教。 36岁,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;40岁,拿到终身讲席教授。在清华园,他被亲切地戏称为“大牛”。在放弃了海外名校的高薪和荣誉后,这位世界顶尖级科学家最终回母校效力


这位清华“大牛”科学家说:“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表面现象统治和笼罩的世界里。”对自己回清华后的第一年,他评价是:“还行。”他给自己打了80分 特约撰稿李珊珊 发自北京 读郑州最好的中学;数学竞赛河南赛区第一名保送进清华;1989年,以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;1990年赴美留学。 1995年获得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;1998年,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;然后,仅用3年时间就拿到了终身教职的铁饭碗;又过了两年,2003年,他被聘为正教授,36岁,是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。2007年,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;次年入选霍华德-休斯医学研究院(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)研究员。 2008年2月,施一公全职回到了清华,同时辞去普林斯顿的终身教职。BBS上,对这位海归教授的评价,通常是两个字:“大牛”。研究领域:分子的凋亡与生长 1991年,霍普金斯大学的分子生物学老师讲课时说:“细胞凋亡领域已经开始发展了,其中有一系列生命科学的重大问题,你们应该关注一下。细胞生长已经被研究了许多年,但研究凋亡的人还很少。其实,凋亡与生长一样重要。” 施一公记得,那是自己第一次听说关于“细胞凋亡”的研究。高等生物的一个显著特征,就是它们具有一定的寿命,这种特征延伸到每个机体的细胞,因而,每个细胞的增殖和分裂受到严格的调控。细胞凋亡,就是程序性的细胞死亡。在生物发育过程中,某些细胞必须死亡——紧缩,破碎成膜包围的小段,被周围的细胞吞噬、清除。高等真核生物都有一套特有的严格程序专门负责引导这些细胞自杀。丧失了这种凋亡机制,普通细胞就变成了癌细胞。它们在不恰当的地方增长,无限制地增殖,这种“永生化”的细胞对整个个体来说是致命的。博士后时,导师是研究癌症的,主要在研究“癌症抑制因子”。缺少这个因子便很容易引发癌症。比如:p53基因,“平均每两个癌症患者中便有一人缺少正常的p53蛋白” 。 1998年初,施一公在普林斯顿大学创建了自己独立的实验室,以结构生物学为手段,开始了对细胞凋亡机理的研究。2000年左右,施一公与王晓东实验室联手,对一种神秘的抑制“细胞凋亡抑制因子”的蛋白SMAC展开了研究。细胞凋亡抑制因子,在某种意义上即致癌因子,它们使细胞不能正常凋亡从而引起癌症。而SMAC则让这些致癌因子失效,让癌细胞“自杀”。施一公做了个手势:“负负得正”。最终,他们明白了SMAC是如何起作用的——SMAC蛋白的一段只含4个氨基酸的结构,嵌进了致癌因子蛋白表面上的某个位点,导致癌细胞恢复正常的凋亡功能。据介绍,针对他们当时发现的致癌因子的弱点,目前已有两家制药公司设计的靶点药物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。谈到自己的成果被拿来应用,施一公很高兴,但忘不了补充几句:“对做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人来说,如果每天一门心思去找那些跟癌症、生产新药——总之能拿专利、赚钱的东西去研究,我觉得有拔苗助长之嫌。因为很多科学发现,并不是你计划之后发现的,而是在充满兴趣的研究中,有意无意才发现的。而这些发现,常常对分子制药产生巨大影响。” 下午3点,阳光很好,用来遮光的窗帘拉下来一半,窗台上堆着几摞英文文献。施一公的办公室不大,一张办公桌,一条待客的沙发,两个书柜。办公室就坐落在实验室对门,可以随时很方便地“跟学生说话”。办公室斜对门的一个走廊凹处,有个紧急淋浴喷头,“供实验室人员遇到化学药品紧急事故时使用”。办公室墙面的白板上,用磁贴压着两张他与奥运火炬手金晶的合影,他解释说:“照片是2008年4月底清华大学运动会结束后拍的。她很了不起,我敬佩她!” 书柜里,最显眼的是一对龙施一公 1967年生, 1990凤胎儿女的照片,还有一排颜色鲜艳的带拼音的故事书——这是给孩子们准备的。 5月下旬,他要去美国搬家,把整个家搬回北京,太太和孩子也回国。因此他无法参加本刊将在北京举办的活动。他妻子也是清华大学生物系的本科生、约翰-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,目前在美国强生公司工作。记者问:“那不是太可惜了?”他反问:“那你说怎么办?” “科学是高尚的,但科学家不一定就高尚” 这是个很认真的科学家,而对另外一些带“最”字的“限制性很强的问题”,他会觉得:“回答起来比较不可能。” 最满意的工作是什么?“那只能是我正在做的这个课题。” 问他:对你影响最大的书、电影是什么?沉吟良久,他字斟句酌地回答:“长期地说,没有。” 但他同样会字斟句酌地说出一句很文艺的话:“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表面现象统治和笼罩的世界里。”这句话不只是抱怨,他是认真的。他说:“咱们国家太看重外表。比如,只有在中国介绍学术人物的时候,先介绍其领导职务,然后是比如院士、获奖等等,最后才提及是某某教授。”他觉得,这样不好,“这个人会被神化,对青年人的影响尤其不好。” 他甚至说:“两人认识了之后,在平时的学术、生活交流中还称呼头衔,我觉得那是对一个人的讽刺和对科学文化的鄙视。学术人之间,互称‘老师’足矣。” 说到4月底刚刚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前辈师友蒲慕明(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神经生物学部主任),“从前我总是叫他‘蒲先生’,他坚持我们叫他老蒲就行了。” 传说中的大科学家都是谦虚、治学的圣人,对名利毫不关注。传说:“那些得诺贝尔奖的人,都是半夜被叫醒,然后觉得很意外。” 他批驳,“那不是真的。他们意外的是半夜的电话,而不是获奖。我还真不认识哪个诺奖获得者认为自己不该得。大家打破头地往里挤,一次次坐飞机去斯德哥尔摩游说诺奖委员会。如果得不了,心情郁闷,有时还会写很长的信抗议。” 他说:“科学是高尚的,但科学家不一定就高尚,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两个概念混淆、把科学家神化了。” 他会反问:“对名利的追求同样可以作为科学的动力,为什么一定要探索未知才是科学的动力呢?” 谈到自己“大牛施一公”的名声,他叹了口气,说:“看现在网上炒的、骂的,甚至支持的,其实了解我的并不多。” 他说:“我很希望大家知道我是个很正常的有理想、有追求,但也有私欲、有平常心的人,只是在过去的20年里,学术做得还可以。” 这一年一个人回到清华的这一年,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。早上8点多去实验室;吃饭,在食堂解决;想运动的时候,去操场跑几圈。住处离学校近,走路15分钟,骑车 5分钟。他还特意去旧车铺买了辆旧车代步。对回清华后的第一年,施一公自己的评价是:“还行。”他给自己打了80分。采访那天的下午5点,他要去练习长跑——这是很长时间以来,隔天一次的练习。跑步,不是慢跑几圈的那种,而是正经地换上背心、短裤。先慢跑两圈作为热身,然后拉伸、扩胸、压腿……一系列准备活动结束后,卡着秒表,一圈圈计时。最后分析:何时该加速,哪一段还有潜力……据说,是在为3天后的教工运动会作准备。“已经准备好几个月了。”一位从实验室被“忽悠”出来跑步的学生说。那天,因为扭了腰,成绩一般。回实验室的路上,他向记者解释:“不是为了比赛,主要是锻炼身体。” 数月前,清华新闻网上一篇介绍他的文章在结尾说,他要“去实践自己的理想: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”。施一公答《南方人物周刊》问 Q: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? A:对生活现状满意,对学术现状不满意。满意就坏了。 Q:对自己今天所达到的成就,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? A:自信。不是虚张的自信,是表现在所做事情上的自信。这种自信心在你碰到挫折时尤其有用。 Q: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,你怎么看?你理解他们吗? A:理解。为什么年从清华大学赴美留学。1995年获得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。1998年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。2003年被聘为正教授,时年36岁,是该校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。2008年回国任教。



凤胎儿女的照片,还有一排颜色鲜艳的带拼音的故事书——这是给孩子们准备的。 5月下旬,他要去美国搬家,把整个家搬回北京,太太和孩子也回国。因此他无法参加本刊将在北京举办的活动。他妻子也是清华大学生物系的本科生、约翰-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,目前在美国强生公司工作。记者问:“那不是太可惜了?”他反问:“那你说怎么办?” “科学是高尚的,但科学家不一定就高尚” 这是个很认真的科学家,而对另外一些带“最”字的“限制性很强的问题”,他会觉得:“回答起来比较不可能。” 最满意的工作是什么?“那只能是我正在做的这个课题。” 问他:对你影响最大的书、电影是什么?沉吟良久,他字斟句酌地回答:“长期地说,没有。” 但他同样会字斟句酌地说出一句很文艺的话:“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表面现象统治和笼罩的世界里。”这句话不只是抱怨,他是认真的。他说:“咱们国家太看重外表。比如,只有在中国介绍学术人物的时候,先介绍其领导职务,然后是比如院士、获奖等等,最后才提及是某某教授。”他觉得,这样不好,“这个人会被神化,对青年人的影响尤其不好。” 他甚至说:“两人认识了之后,在平时的学术、生活交流中还称呼头衔,我觉得那是对一个人的讽刺和对科学文化的鄙视。学术人之间,互称‘老师’足矣。” 说到4月底刚刚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前辈师友蒲慕明(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神经生物学部主任),“从前我总是叫他‘蒲先生’,他坚持我们叫他老蒲就行了。” 传说中的大科学家都是谦虚、治学的圣人,对名利毫不关注。传说:“那些得诺贝尔奖的人,都是半夜被叫醒,然后觉得很意外。” 他批驳,“那不是真的。他们意外的是半夜的电话,而不是获奖。我还真不认识哪个诺奖获得者认为自己不该得。大家打破头地往里挤,一次次坐飞机去斯德哥尔摩游说诺奖委员会。如果得不了,心情郁闷,有时还会写很长的信抗议。” 他说:“科学是高尚的,但科学家不一定就高尚,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两个概念混淆、把科学家神化了。” 他会反问:“对名利的追求同样可以作为科学的动力,为什么一定要探索未知才是科学的动力呢?” 谈到自己“大牛施一公”的名声,他叹了口气,说:“看现在网上炒的、骂的,甚至支持的,其实了解我的并不多。” 他说:“我很希望大家知道我是个很正常的有理想、有追求,但也有私欲、有平常心的人,只是在过去的20年里,学术做得还可以。” 这一年一个人回到清华的这一年,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。早上8点多去实验室;吃饭,在食堂解决;想运动的时候,去操场跑几圈。住处离学校近,走路15分钟,骑车 5分钟。他还特意去旧车铺买了辆旧车代步。对回清华后的第一年,施一公自己的评价是:“还行。”他给自己打了80分。采访那天的下午5点,他要去练习长跑——这是很长时间以来,隔天一次的练习。跑步,不是慢跑几圈的那种,而是正经地换上背心、短裤。先慢跑两圈作为热身,然后拉伸、扩胸、压腿……一系列准备活动结束后,卡着秒表,一圈圈计时。最后分析:何时该加速,哪一段还有潜力……据说,是在为3天后的教工运动会作准备。“已经准备好几个月了。”一位从实验室被“忽悠”出来跑步的学生说。那天,因为扭了腰,成绩一般。回实验室的路上,他向记者解释:“不是为了比赛,主要是锻炼身体。” 数月前,清华新闻网上一篇介绍他的文章在结尾说,他要“去实践自己的理想: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”。施一公答《南方人物周刊》问 Q: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? A:对生活现状满意,对学术现状不满意。满意就坏了。 Q:对自己今天所达到的成就,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? A:自信。不是虚张的自信,是表现在所做事情上的自信。这种自信心在你碰到挫折时尤其有用。 Q: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,你怎么看?你理解他们吗? A:理解。为什么




不理解?我喜欢看历史片、读历史书。 Q: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不吐不快? A:年青人该做诚实的学问、做正直的人,不要急功近利。过分看重应用,其实扼杀了一部分人的创造力。我觉得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,应该有一个学术环境,让一些年轻人真正有创见地做一些工作。 Q:在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,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待? A:当然会有影响,在国外有破产的科研基金,但我认识的朋友……还没听说谁受冲击。另外,金融风暴对国内引进人才,更可能产生好的影响。 Q:你觉得当今年轻人最大的问题是? A:没有理想,缺乏精神支柱。 Q:你如何理解“青年领袖”一词?在世的人当中,你最钦佩的是谁? A:我觉得领袖应该不仅是自己取得了什么成就,而是可以影响一些人,引起大家共鸣的人。有些科学家比如爱因斯坦,我会佩服,但不会崇拜。当然,如果一定要找的话,可能是父亲。 Q:责任和个人自由,更看重哪个? A:我对责任可能看得更重一点。“无私奉献”这个词,我从来不要求自己这样,也不要求周围的人这样。对个人利益的追求,跟对这个国家、对社会的贡献,是可以放在一起的。没错,在中国,一个好的政治家对国家的影响大于科学家。但从长期、从更广泛的地域来看,真正好的科学家产生的影响,比政治家要持久得多,比如牛顿,比如爱因斯坦。 Q: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? A:这个要看情况。比如我每天早上8点钟起床,通过电话给身在美国的儿子和女儿讲个故事,那边刚好晚上8点。那时候,哄他们睡觉最重要。 Q:你觉得自己幸福吗?有没有不安?最大的担忧是什么? A:日子过得还行,很充实。不安?当然有。最大的担忧永远是力不从心。 施一公 1967年生, 1990年从清华大学赴美留学。1995年获得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。1998年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。2003年被聘为正教授,时年36岁,是该校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。2008年回国任教。 36岁,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;40岁,拿到终身讲席教授。在清华园,他被亲切地戏称为“大牛”。在放弃了海外名校的高薪和荣誉后,这位世界顶尖级科学家最终回母校效力


不理解?我喜欢看历史片、读历史书。 Q: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不吐不快? A:年青人该做诚实的学问、做正直的人,不要急功近利。过分看重应用,其实扼杀了一部分人的创造力。我觉得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,应该有一个学术环境,让一些年轻人真正有创见地做一些工作。 Q:在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,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待? A:当然会有影响,在国外有破产的科研基金,但我认识的朋友……还没听说谁受冲击。另外,金融风暴对国内引进人才,更可能产生好的影响。 Q:你觉得当今年轻人最大的问题是? A:没有理想,缺乏精神支柱。 Q:你如何理解“青年领袖”一词?在世的人当中,你最钦佩的是谁? A:我觉得领袖应该不仅是自己取得了什么成就,而是可以影响一些人,引起大家共鸣的人。有些科学家比如爱因斯坦,我会佩服,但不会崇拜。当然,如果一定要找的话,可能是父亲。 Q:责任和个人自由,更看重哪个? A:我对责任可能看得更重一点。“无私奉献”这个词,我从来不要求自己这样,也不要求周围的人这样。对个人利益的追求,跟对这个国家、对社会的贡献,是可以放在一起的。没错,在中国,一个好的政治家对国家的影响大于科学家。但从长期、从更广泛的地域来看,真正好的科学家产生的影响,比政治家要持久得多,比如牛顿,比如爱因斯坦。 Q: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? A:这个要看情况。比如我每天早上8点钟起床,通过电话给身在美国的儿子和女儿讲个故事,那边刚好晚上8点。那时候,哄他们睡觉最重要。 Q:你觉得自己幸福吗?有没有不安?最大的担忧是什么? A:日子过得还行,很充实。不安?当然有。最大的担忧永远是力不从心。 施一公 1967年生, 1990年从清华大学赴美留学。1995年获得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。1998年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。2003年被聘为正教授,时年36岁,是该校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。2008年回国任教。 36岁,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;40岁,拿到终身讲席教授。在清华园,他被亲切地戏称为“大牛”。在放弃了海外名校的高薪和荣誉后,这位世界顶尖级科学家最终回母校效力


凤胎儿女的照片,还有一排颜色鲜艳的带拼音的故事书——这是给孩子们准备的。 5月下旬,他要去美国搬家,把整个家搬回北京,太太和孩子也回国。因此他无法参加本刊将在北京举办的活动。他妻子也是清华大学生物系的本科生、约翰-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,目前在美国强生公司工作。记者问:“那不是太可惜了?”他反问:“那你说怎么办?” “科学是高尚的,但科学家不一定就高尚” 这是个很认真的科学家,而对另外一些带“最”字的“限制性很强的问题”,他会觉得:“回答起来比较不可能。” 最满意的工作是什么?“那只能是我正在做的这个课题。” 问他:对你影响最大的书、电影是什么?沉吟良久,他字斟句酌地回答:“长期地说,没有。” 但他同样会字斟句酌地说出一句很文艺的话:“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表面现象统治和笼罩的世界里。”这句话不只是抱怨,他是认真的。他说:“咱们国家太看重外表。比如,只有在中国介绍学术人物的时候,先介绍其领导职务,然后是比如院士、获奖等等,最后才提及是某某教授。”他觉得,这样不好,“这个人会被神化,对青年人的影响尤其不好。” 他甚至说:“两人认识了之后,在平时的学术、生活交流中还称呼头衔,我觉得那是对一个人的讽刺和对科学文化的鄙视。学术人之间,互称‘老师’足矣。” 说到4月底刚刚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前辈师友蒲慕明(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神经生物学部主任),“从前我总是叫他‘蒲先生’,他坚持我们叫他老蒲就行了。” 传说中的大科学家都是谦虚、治学的圣人,对名利毫不关注。传说:“那些得诺贝尔奖的人,都是半夜被叫醒,然后觉得很意外。” 他批驳,“那不是真的。他们意外的是半夜的电话,而不是获奖。我还真不认识哪个诺奖获得者认为自己不该得。大家打破头地往里挤,一次次坐飞机去斯德哥尔摩游说诺奖委员会。如果得不了,心情郁闷,有时还会写很长的信抗议。” 他说:“科学是高尚的,但科学家不一定就高尚,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两个概念混淆、把科学家神化了。” 他会反问:“对名利的追求同样可以作为科学的动力,为什么一定要探索未知才是科学的动力呢?” 谈到自己“大牛施一公”的名声,他叹了口气,说:“看现在网上炒的、骂的,甚至支持的,其实了解我的并不多。” 他说:“我很希望大家知道我是个很正常的有理想、有追求,但也有私欲、有平常心的人,只是在过去的20年里,学术做得还可以。” 这一年一个人回到清华的这一年,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。早上8点多去实验室;吃饭,在食堂解决;想运动的时候,去操场跑几圈。住处离学校近,走路15分钟,骑车 5分钟。他还特意去旧车铺买了辆旧车代步。对回清华后的第一年,施一公自己的评价是:“还行。”他给自己打了80分。采访那天的下午5点,他要去练习长跑——这是很长时间以来,隔天一次的练习。跑步,不是慢跑几圈的那种,而是正经地换上背心、短裤。先慢跑两圈作为热身,然后拉伸、扩胸、压腿……一系列准备活动结束后,卡着秒表,一圈圈计时。最后分析:何时该加速,哪一段还有潜力……据说,是在为3天后的教工运动会作准备。“已经准备好几个月了。”一位从实验室被“忽悠”出来跑步的学生说。那天,因为扭了腰,成绩一般。回实验室的路上,他向记者解释:“不是为了比赛,主要是锻炼身体。” 数月前,清华新闻网上一篇介绍他的文章在结尾说,他要“去实践自己的理想: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”。施一公答《南方人物周刊》问 Q: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? A:对生活现状满意,对学术现状不满意。满意就坏了。 Q:对自己今天所达到的成就,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? A:自信。不是虚张的自信,是表现在所做事情上的自信。这种自信心在你碰到挫折时尤其有用。 Q: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,你怎么看?你理解他们吗? A:理解。为什么


36岁,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;40岁,拿到终身讲席教授。在清华园,他被亲切地戏称为“大牛”。在放弃了海外名校的高薪和荣誉后,这位世界顶尖级科学家最终回母校效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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